贫困县帽子 摘还是不摘
冉中华（省人大代表、南充市扶贫移民局局长）
何修礼（省人大代表、南充市南部县委书记）
杨正文（省政协委员、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刘川罗向明
省扶贫移民局正在修改创新机制推进扶贫开发相关方案。其中规定，今年开始，我省贫困县考核将不再依赖GDP，而是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贫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贫困县们会因此愿意摘下帽子吗？
这顶帽子的含金量很高
记者：“贫困县”称号意味着什么？
杨正文：按贫困县进行有重点的开发扶贫，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我国的反贫困贡献很大。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因缺乏精度，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从县到具体农户，资金下拨过程相当长，如果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资金最后到终点已大打折扣。应该推进更有精度的反贫困瞄准政策，即面向贫困村与贫困个体。贫困户中有很多没有生产能力，必须有一套合理的科学机制确保资金用在每个人头上。
冉中华：重点贫困县主要是中央针对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等贫困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的扶贫政策。贫困县的含金量很高，有了这个帽子，金融、交通、水利、教育等各领域的重点项目都会随之而来，帮扶力度很大。贫困县财力很差，所以他们对贫困县帽子的争抢异常激烈。干部中也有不愿意摘帽的心理，毕竟不退出有好处，政策上缺乏退出的正激励效益。
新考核机制不鼓励“炫贫”
记者：考核不再依赖GDP，而是更多的看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贫数量，会解开这个结吗？
杨正文：这说明贫困县考核制度回到了正确、合理的轨道上，以后炫贫不一定讨好，帽子不再好戴。贫困县考核机制就是一个“指挥棒”，上面考核什么，下面就集中精力干什么，摘不掉“贫困帽”，搞不好就会摘你的“乌纱帽”。但要落实，还需要从相应的税收等各方面建立健全制度去配合。我省可以先选取一两个地方作为试点，积累经验，条件成熟再向全省推广。基层官员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只是为了一届、两届的政绩来做工作，而是从长远的、当地老百姓的扶贫需求出发，这同样需要制度保障下的延续性。
冉中华：南充市去年出台5年减贫行动计划，其中有个大项——在2018年以前把我们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帽，确保南充在2020年新阶段扶贫任务结束时，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摘帽不是坏事，在2020年新阶段扶贫任务结束前，摘帽的贫困县还能享受不变的政策，同时没有了以前的GDP考核压力，有限的资金不用都投到大项目上去，能腾出一部分直接瞄准民生，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何修礼：我们希望能早日提前“摘帽”，如果一直不脱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会滋生干部群众的坐等靠情绪。在“戴帽”的时间内，我们通过6年的产业培育，积累了一定的造血能力，有了一定的底气，如今南部的林业、桑蚕、中药材产业等已初具规模，这为我们脱帽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我们现在在积极探讨建立林业产权、农牧民产权、土地经营权等交易平台，希望未来可以加大扶贫的基础制度投入，建立起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提高人力资本制度，这样就有可能带来可持续、稳定的扶贫效果。
责任编辑：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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