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路遥，您走好

《天府早报》记者   杨丹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杨丹，是《天府早报》的记者。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我所认识的杨勇。很久以前就知道杨勇了，但他第一次给我留下记忆，是去年甲型h1n1流感的宣传报道。那次，我同事把一架从香港回来的航班写错一个数字，第二天，省卫生厅打电话找写稿记者，说应急办副主任杨勇在询问是到底有几个航班，记者给他打电话之后告诉我：“那个杨主任好凶哦！”事后我才知道：因为这个错误的数字，他把当天在双流机场着陆的所有航班又掉出来一个一个地过滤了一遍，因为他必须追踪每一个与甲型h1n1流感患者同机的人。虽然很愧疚在紧要关头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但他的“凶”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今年4月14日下午4：00，经四川省卫生厅批准，我和摄影作为唯一的随队采访记者，随四川医疗救援队出发前往玉树展开医疗救援，杨勇是救援队总指挥。我和摄影记者按时到达集结点，身穿红色夹克的杨勇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你们跟我的车。”就转身自顾自的忙碌去了……直到4：45出发前，他才担心的问了我一句：“去玉树你身体受得了吗？”还告诉我“车上的氧气是为重伤员准备的，不能吸氧的哦。”我对他说：“你能去我就能去！”他没有再说什么，跳上指挥车副驾驶坐，指挥车队出发，当时指挥车上4个人，除了司机，就是杨勇、我、摄影记者和省疾控中心的专家汪立茂大哥。

　　从成都出发不久，我发现杨勇不停抽车上的卫生纸擤鼻子，小心翼翼的问他是不是感冒了？杨勇含糊的回答：“上周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尾子没好。”当时我心里暗想：患感冒上高原是最忌讳的事呀！一路上，我看见他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询问已经抵达玉树的甘孜州医疗队情况，协调集省内各地医疗、疾控、卫生监督队伍的出发时间；随时向厅里汇报动态……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就和身边熟悉路况的专家研究前进的路线。

　　4月14日晚上，我亲眼见到杨勇发脾气了：当天晚上，车队行至泸定桥，他突然发现后面的车队停了下来，原来是有媒体要采访救援队，将车队拦下了。问明原委，杨勇重新跳上“零号”指挥车，用对讲机呼叫：“各队队员立即上车出发！不许停留！”那次，我看见他脸色铁青，语气严厉……路上，杨勇接到一个电话，只听见他不容置疑的回答：“我不反对采访，但不能影响我车队的行程，前方还在等待救援！可以等我们在康定吃饭的时候采访！”

　　15日凌晨3：00，奔波了12个小时的救援队在新都桥短暂休整。那晚，杨勇和我们的摄影记者同住一个房间，早晨6：00救援队准备出发的时候，摄影记者悄悄告诉我：“杨主任咳了一晚上，咳得好凶哦。”话音未落，杨勇就出现在门口，尽力掩饰着身体的病痛，平静的安排队员们早餐。我看到杨勇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只喝了小半碗稀饭上面的米汤。通宵没睡，路上他不停抽烟提神，越抽越咳嗽，偏偏还担心二手烟影响车内其他人，将副驾驶的窗户开到最大……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杨勇并不是一个爱发脾气的凶人，而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大哥。记得到达炉霍的时候，杨勇对我的称呼从杨记者变成了丹妹。

　　15日下午3：00过，到达炉霍吃午饭的时候，我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我瘫软在指挥车上不下来，杨勇警告我：“丹妹！必须下车吃东西，越不吃东西越没有能力抵抗高原反应。”我挣扎着随他下车，趴在桌上再也抬不起头，此刻，报社按例打电话问我当天的新闻稿，我趴在桌上喘息着将当天医疗救援队的见闻口述给同事，他在旁边仔细听着，说漏了的给我补充，讲错了的给我纠正，报完稿子，我抱歉说：“高原反应太凶了，以后不能写稿的时候我就电话报稿。”杨勇冲我点了点头，恍惚间，看到他嘴角微带笑意，让炉霍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帮我找来一盒改善脑部微循环的“肌苷口服液”，说：“丹妹，喝下去，会好一些”

　　离开炉霍县，车队开始翻越海拔4200的洛戈梁子，崎岖陡峭颠簸的山路，几个急弯之后，头痛、恶心、气紧的感觉又像我袭来，我痛苦的靠在椅背上辗转，杨勇突然从前排回过头来问我：“丹妹，你要不要吸点氧？”还记得他告诉过我车队带的氧气有限，那是用来抢救重伤员的，摇摇头：“不吸，再坚持一下！”“挺过去，以后有应急任务，我还带你出来哈！”他鼓励着我，笑着对我说：“你没有去过玉树吧？玉树很美，是白云上面的天堂。”从那时起，他和救援队专家把我当作了自己人，你们称我丹妹，我就喊他们“勇哥”“汪哥”……可惜，我的坚持没有支撑多久，就在洛戈梁子山顶被折腾的不行了，吐得翻江倒海，我被转到“一号”指挥车上，紧急吸氧。此后的行程中，我只能从对讲机里听见杨勇的声音：“进入高原，所有队员减少活动量，尽量休息。”“前方有急转弯，车队慢行！”“路上有暗冰，大家小心通过！”他的声音日渐嘶哑，他的指挥车，一直在车队最前面探路……

　　再次见到杨勇，是到达玉树的第二天。玉树条件艰苦，没有蔬菜水果，就连用高压锅煮方便面也需要半个小时；为节约用水，所有队员都尽量减少喝水，每个人嘴唇都裂出了血口。那天中午，部队支援了我们一点小黄瓜和小番茄，每个队员在午餐时候分到半根小黄瓜和一粒小番茄，刚吃完好不容易煮熟的方便面，杨勇来了，我看到他脸色灰暗，嘴唇发紫，容颜疲惫之极，跌坐在胡为建大哥给他让出的椅子上，看着我们，不好意思的启口：“我可不可以吃一根黄瓜？”胡卫建大哥急忙将自己的小黄瓜放在他手中，这根小黄瓜是他那天早晨中午的唯一食物……他一面啃着小黄瓜，一面调侃地对我说：“丹妹，你活过来了哇？”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到；“制氧机被我吸得过劳死了。”

　　19日，我即将随省医院医疗队回撤，杨勇来送我，帐篷前，他问我：“你要回去了？”“嗯，我们第二梯队的记者上来了。”他得意的说：“今天晚上我可以睡帐篷了。”脸上，挂着满足，我知道：为了让救援队员休息好，他将铺位和睡袋让了出来，自己每晚蜷缩在汽车里，夜里值班的人说，经常看见他半夜被冻醒后在车外抽烟。

　　没想到，4月19日的告别，竟成永别！5月初，知道杨勇已回到成都，我给他打电话，问你咳嗽好些没有，他说下来之后，吃了很多消炎药，已经好多了，电话里，他的声音还是有着些许沙哑。我告诉他：节后，我们一起吃顿火锅，和救援队员们团聚一下，他欣然答应。但是，节后我连续出外采访，出差回来，正准备再约杨勇，却听说他又第二次奔赴玉树灾区，不辛在返回的路上牺牲的噩耗……这顿火锅，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

　　5月16日，我受华西医医院救援队员们的委托，负责为勇哥追悼活动买鲜花，队员们说：就买纯白的香水百合吧，要盛开的，不要任何花草点缀，每个队员一支。去花店买花的时候，老板觉得我买花的方式奇特，问我给谁买，我给她说了杨勇的故事，老板亲自为我挑选，花瓶里的不合格，她就从已经扎好的花篮中抽，每一朵香水百合都昂然怒放，没有一丝伤痕和杂色，花瓣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就象勇哥那纯洁而忠厚的心灵，我眼前仿佛又看到勇哥音容笑貌。4月19日他送我时不经意说出的那句话又盘旋耳边：“今天晚上，我可以睡帐篷了！”心中阵阵酸痛：在玉树的日日夜夜里，“睡帐篷”成了你最大的奢望！可是已经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你却把帐篷和睡袋让给了同志。

　　在杨勇的追悼会上，报社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一张放大到20寸的杨勇在玉树指挥救援的照片，照片中的杨勇，站在救援专家中间，正在交代什么，身后，是挂着鲜红横幅的四川医疗救援队的帐篷……这张照片，找得我们好辛苦，这是唯一一张以为杨勇主题的新闻照！在玉树，每遇媒体采访，杨勇总是躲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对记者们说：“采访我们救援队员。”其他照片，他不是躲在角落，就是隐身在别人背后！

　　勇哥，我庆幸，能够与你为友，在痛苦中见证了你生命中最后一次救援；勇哥，天堂之上，再也没有应急事件，再也没有半夜电话铃响，你好好休息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