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如何为脱贫攻坚“撑腰”
甘洛县石海乡春禾村,梯田与彝家新寨构成一幅完美的乡村美景图。宋恩摄(视觉四川)
近日,老年志愿者在华蓥山中的天池镇老屋嘴村为村民宣讲法律知识。杨天军摄(视觉四川)
国庆前,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即“悬崖村”)的钢梯上,最高人民法院、央视等共同推出的“脱贫攻坚法治报道:控辍保学一个都不能少”正在直播。直播间里,昭觉县人民法院法官孙正华扶着“悬崖村”15岁的学生海来曲木一起下山。由于进村宣传控辍保学,两人去年相识。正是在孙正华的督促下,曾经辍学的海来曲木得以重返校园。
我省今年开展“法治四川行”一月一主题活动,10月的宣传主题是“法治扶贫”。法官送辍学儿童返校,正是我省依法扶贫、依法治贫的一个缩影。
一个条例的诞生
立项到实施历时2年多,填补立法空白
回顾四川依法扶贫征程,2015年6月1日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当日,《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省首部针对农村扶贫开发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从立项、调研到实施的全过程,是观察四川依法扶贫、依法治贫的全新视角。
省扶贫开发局相关负责人回忆,《条例》于2012年10月申报,历经计划立项、调研起草、审定审议等环节,历时2年多。“改变了扶贫工作中精准识别、资金投入、项目确定等环节靠行政手段来推动的现状,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和固化。”
《条例》实施后,执法检查持续不断。今年7月,省人大检查组走进宜宾市兴文县僰王山镇永寿村,现场查看该村产业发展、旅游扶贫等工作推进情况。“检查组采取督查暗访和实地检查等方式,确保《条例》实施不走样。”上述省扶贫开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纵观四川依法扶贫、依法治贫历程,填补空白的不只是《条例》。
2017年9月,四川省委政法委印发政法机关聚焦法治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首次将“法治扶贫”写入省委文件,从打击犯罪、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公正执法司法等多个方面,明确了全省政法机关应当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如果说《条例》确定了我省依法扶贫的航道,那么指导意见就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些基层的探索
派“法治村官”开“法律超市”,让群众学法懂法用法
遂宁市安居区白马镇人民法庭副庭长何浩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当“村官”——他被任命为白马镇白塔村的“法治村官”。
建档立卡贫困户存在法律意识薄弱、法律水平较低、学法用法氛围不浓的情况。脱贫攻坚以来,大量的资金、人员、项目涌入到贫困地区,工程建设土地纠纷、土地流转合同签署不规范、农村分户导致老人无人赡养等问题时有发生。
安居区探索的“法治村官”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治村官”全部来自政法系统,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通过专题讲座、微信群等多种渠道,讲解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帮助群众学法懂法。
自贡市富顺县骑龙镇以农民夜校为载体,开设“法律超市”,重点宣讲《劳动合同法》《土地承包法》等农民日常所需法律;达州万源市组建“法律巡回顾问团”,将法律顾问推广到农村基层。
依法扶贫,不仅要懂法,更要用法。“多亏了小贾,要不我们辛苦打工挣来的钱,啥子时候能要到哟!”广元市利州区金洞乡清河村村民口中的“小贾”,是区司法局下派到村里开展帮扶工作的贾婷。正是通过她耐心的调解,村民才从一家农业公司要回了拖欠一年多的售猪款。
乐山市峨边县针对薄养厚葬、高额彩礼等不良风气,创新探索“德古调解法”。德古,彝语意为德高望重的智者,将这种彝族古老身份赋予现代调解员的身份,既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又在基层推行了依法扶贫、依法治贫。
一类行为的“零容忍”
对贪腐保持高压态势,已通报问题129起
汉源县顺河乡洛尔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天强等人,在组织实施汉源县财政专项扶贫项目洛尔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中,采取虚增工程量、抬高材料单价等方式,编制虚假报账资料,套取项目资金7.89万元并予以私分;布拖县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曲木黑沙收受项目承建方价值2.76万元的高档烟酒和3.66万元好处费……今年6月30日,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6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李天强、曲木黑沙等人在扶贫领域蝇贪蚁腐问题位列其中。
记者在省纪委监委网站梳理发现,2016年以来,中纪委和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关于四川扶贫领域腐败问题达129起。我省对扶贫领域贪腐行为坚决“零容忍”,对蝇贪蚁腐保持高压态势。
依法扶贫、依法治贫,不仅要让贪污腐败行为无处藏匿,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升法治观念,让村民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
去年2月25日,凉山州金阳县,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惊动了小县城。派来镇政府起诉该镇官家梁子村一户普通村民,缘由是家长未能送子女到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家长不送娃娃读书,要吃官司!”村民纷纷奔走相告。这场“官告民”让更多彝族老乡了解到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时任凉山州政府督学兰涛认为,这样做形成了示范效应,“运用起法律武器,我们更有底气了。”(记者 侯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