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4

乡村旅游:全面开花 结果不一

  • 2019年04月18日 08时02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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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州市连续多年举办自驾赏花节,以创意元素吸引游客。崇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现象一 乡村旅游有城市化倾向

    现象二 乡村旅游基础配套受制约

    现象三 农文旅融合水平有待提升

    现象四 景区化管理有利有弊

    现象五 资本与村民相互博弈

    蒲江的明月村、崇州的竹艺村、理县的浮云牧场……近两年,我省先后涌现出多个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本报对全省县(市、区)文旅产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逾两成的县(市、区)把乡村旅游作为主要文旅产业。

    据调查,省内有超过1/4的县域都提出发展全域旅游,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全面开花,对文旅资源、基础设施、规划协调、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地调查了部分县(市、区)后,我们发现,乡村的休闲价值和经营模式与支持政策、一二三产业的互动融合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趋势

    围绕城市近郊发展

    从调查数据看,目前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在城区周边的近郊。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乡村旅游有城市化发展倾向。

    成都的三圣花乡、崇州的桤木河湿地公园等都位于城区。一些乡村旅游主打豪华、异域风情等卖点,与城市无异,如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的科玛小镇、邛崃大同乡的多彩小镇等。

    一些农旅融合的活动、节庆等也向城市靠拢:内江市的甜城美食节在城区举办;资阳市安岳县柠檬节的举办地在距县城仅几公里的宝森柠檬小镇;今年资阳雁江区的小龙虾节会场除小龙虾主产地中和镇外,还增加了城区万达广场金街。

    城市化的原因是什么?资阳市雁江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文娟认为,目前,不少乡村的基础条件还不够成熟,道路、停车场等都不健全,游客可达性差,选择靠近城区是个折中的办法。

    有专家认为,如今进入高铁时代,乡村旅游要围绕城市近郊,才能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短板

    受用地指标等政策制约

    安岳县境内具有一定规模的石刻点有300余处,石刻造像达10万余尊。几年前,安岳曾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希望用一条旅游环线,将这些分散的石刻串起来,但由于县级财政紧张以及层层的审批程序,从县城到卧佛院的30公里交通通道,用了10年还没修好。

    除了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短板,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发展乡村旅游,还受用地指标等一些政策制约。

    甘孜州“十三五”期间拟规划建设1010座旅游厕所。但截至2018年,该州县财政缺口达6000余万元。由于用地指标紧缺,川中某县将原本谈好的旅游项目用地转卖,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在崇州市道明竹艺村,仅修建竹里酒店的投入就近亿元。清明假期,竹艺村每天接待游客几万人次。村干部方科表示,“现有的酒店、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大多是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挤出来的,民宿都是在村民原住房的基础上改造的。不少新村民想入驻,但我们已经承载不了。”

    资阳市晏家坝名苑湖度假村负责人何建明希望留住前来采摘的游客,盖几间民宿,也苦于没有用地指标。

    为合理保障旅游业发展用地需求,2012年原国土资源部启动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选定湖南、云南、四川等作为试点地区。据了解,四川在这方面还没“破题”。

    安岳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刘毅建议,能否将旅游用地指标单列,保障旅游用地的基本需求。何建明则认为,有关部门可整合资源支持乡村旅游发展。

    特色

    旅游要与特色产业、文化深度融合

    调查中,不少县(市、区)负责人认为,乡村旅游必须要有特色,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内江连年举办甜城美食节,专程从成都前来的游客刘阳有些失望,“像赶庙会。”在资阳,年年举办的资味美食节难以看到安岳柠檬、临江寺豆瓣等特色“资味”,却有不少印度飞饼、泰国鱿鱼等。农旅融合脱节,美食节也变了味。

    南充龙门的油菜花、大邑的李花节、乐山沐川的樱花……据不完全统计,进入3月以来,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赏花节超过100个,仅绵阳今年3至5月就要举办20多项赏花节会活动。不少县(市、区)部门负责人承认,赏花节元素单一,存在同质化情况。

    特色模糊,单纯依靠“摊大饼”的方式发展,效益堪忧:在广安,政府主推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有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协兴园区东环线-牌坊新村乡村旅游带、广安区龙安柚旅游产业园区等,乡村旅游产业园区规划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10%。但目前除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形成一定规模和知名度外,其余地方知名度不高。

    也有成功案例。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用了短短两年,从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拥有36个文创项目,100余名艺术家、设计师进驻的新农村。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是一套有力的规划引导机制和陶艺文化特色。还有主打酒文化的邛崃文笔山村、主打竹艺的崇州竹艺村……都是旅游与特色产业、文化深度融合的成功案例。

    模式

    收门票还是增“流量”

    为发展乡村旅游,如今不少地方打上围栏,圈出了一块封闭的地域形成“景区”。

    成都郫都区三道堰青杠村,按照“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理念,把整个村作为4A级景区来规划和打造;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创新“景区管委会+公司(旅行社)+农户”发展模式,引入企业打造国家4A级乡村旅游景区,统一管理。

    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投资方急于回款,一些地方开始收门票。

    德阳什邡郁金香文化旅游节现场票25元一张,内江十堰桥镇万花谷门票10元一张。而位于安岳县悦缘乡的悦缘花谷,今年风车节期间,仅一个周末的门票收入就达到60万元。负责人谭艳表示,景区化管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谷内的设施,另一方面,公司3年内已投入1000多万元,“再不收门票资金链就要断了。”

    “文旅产业要研究的是如何增加‘流量’、引导‘流量’。如果仅通过门票来维系发展,路会越走越窄。”成都市双流区副区长张瑞琴说。不少乡村旅游项目业主也坦言,门票收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产业经济和文化经济才是大势所趋,但要真正结合好并不容易。

    博弈

    资本与村民需有效协调

    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地方引入外来资本,拓宽社会参与支持的途径和渠道,一定程度上使乡村旅游资源由粗放分散经营向集约高效经营转变。

    然而同时,这也容易造成乡村旅游资源经营权的相对垄断,降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的参与度。农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丧失,不利于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共生。

    记者调查了多个乡村旅游地发现,目前,旅游公司进驻乡村,大多可为当地带来两类收益:一是土地流转收益,二是用工收益。实际上,多数农户年收益并不高,且参与人数有限。在有的乡村,业主与农民还因利益分配、互相侵占资源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

    “发展乡村旅游,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协调参与。”中业文旅文化顾问张珂瑶认为。该公司是崇州道明竹艺村的投资商。竹艺村成立了集原住民代表、新村民代表、当地党员干部、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一体的委员会。有关全村的规划发展、利益分配、风貌改造等都由委员会讨论决定,再由村民代表与村民沟通。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合作社成为重要载体,村民以土地、住宅、手艺等不同方式入股分红,提高了大家的参与度。采用同样的模式还有蒲江明月村。

    如何把原住民、新村民、游客、投资方、当地政府等多方利益有效协调,形成良性互动?方科表示,“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

    责任编辑: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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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全面开花 结果不一

  • 2019年04月18日 08时02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 崇州市连续多年举办自驾赏花节,以创意元素吸引游客。崇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现象一 乡村旅游有城市化倾向

    现象二 乡村旅游基础配套受制约

    现象三 农文旅融合水平有待提升

    现象四 景区化管理有利有弊

    现象五 资本与村民相互博弈

    蒲江的明月村、崇州的竹艺村、理县的浮云牧场……近两年,我省先后涌现出多个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本报对全省县(市、区)文旅产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逾两成的县(市、区)把乡村旅游作为主要文旅产业。

    据调查,省内有超过1/4的县域都提出发展全域旅游,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全面开花,对文旅资源、基础设施、规划协调、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地调查了部分县(市、区)后,我们发现,乡村的休闲价值和经营模式与支持政策、一二三产业的互动融合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趋势

    围绕城市近郊发展

    从调查数据看,目前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在城区周边的近郊。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乡村旅游有城市化发展倾向。

    成都的三圣花乡、崇州的桤木河湿地公园等都位于城区。一些乡村旅游主打豪华、异域风情等卖点,与城市无异,如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的科玛小镇、邛崃大同乡的多彩小镇等。

    一些农旅融合的活动、节庆等也向城市靠拢:内江市的甜城美食节在城区举办;资阳市安岳县柠檬节的举办地在距县城仅几公里的宝森柠檬小镇;今年资阳雁江区的小龙虾节会场除小龙虾主产地中和镇外,还增加了城区万达广场金街。

    城市化的原因是什么?资阳市雁江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文娟认为,目前,不少乡村的基础条件还不够成熟,道路、停车场等都不健全,游客可达性差,选择靠近城区是个折中的办法。

    有专家认为,如今进入高铁时代,乡村旅游要围绕城市近郊,才能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短板

    受用地指标等政策制约

    安岳县境内具有一定规模的石刻点有300余处,石刻造像达10万余尊。几年前,安岳曾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希望用一条旅游环线,将这些分散的石刻串起来,但由于县级财政紧张以及层层的审批程序,从县城到卧佛院的30公里交通通道,用了10年还没修好。

    除了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短板,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发展乡村旅游,还受用地指标等一些政策制约。

    甘孜州“十三五”期间拟规划建设1010座旅游厕所。但截至2018年,该州县财政缺口达6000余万元。由于用地指标紧缺,川中某县将原本谈好的旅游项目用地转卖,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在崇州市道明竹艺村,仅修建竹里酒店的投入就近亿元。清明假期,竹艺村每天接待游客几万人次。村干部方科表示,“现有的酒店、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大多是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挤出来的,民宿都是在村民原住房的基础上改造的。不少新村民想入驻,但我们已经承载不了。”

    资阳市晏家坝名苑湖度假村负责人何建明希望留住前来采摘的游客,盖几间民宿,也苦于没有用地指标。

    为合理保障旅游业发展用地需求,2012年原国土资源部启动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选定湖南、云南、四川等作为试点地区。据了解,四川在这方面还没“破题”。

    安岳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刘毅建议,能否将旅游用地指标单列,保障旅游用地的基本需求。何建明则认为,有关部门可整合资源支持乡村旅游发展。

    特色

    旅游要与特色产业、文化深度融合

    调查中,不少县(市、区)负责人认为,乡村旅游必须要有特色,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内江连年举办甜城美食节,专程从成都前来的游客刘阳有些失望,“像赶庙会。”在资阳,年年举办的资味美食节难以看到安岳柠檬、临江寺豆瓣等特色“资味”,却有不少印度飞饼、泰国鱿鱼等。农旅融合脱节,美食节也变了味。

    南充龙门的油菜花、大邑的李花节、乐山沐川的樱花……据不完全统计,进入3月以来,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赏花节超过100个,仅绵阳今年3至5月就要举办20多项赏花节会活动。不少县(市、区)部门负责人承认,赏花节元素单一,存在同质化情况。

    特色模糊,单纯依靠“摊大饼”的方式发展,效益堪忧:在广安,政府主推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有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协兴园区东环线-牌坊新村乡村旅游带、广安区龙安柚旅游产业园区等,乡村旅游产业园区规划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10%。但目前除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形成一定规模和知名度外,其余地方知名度不高。

    也有成功案例。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用了短短两年,从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拥有36个文创项目,100余名艺术家、设计师进驻的新农村。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是一套有力的规划引导机制和陶艺文化特色。还有主打酒文化的邛崃文笔山村、主打竹艺的崇州竹艺村……都是旅游与特色产业、文化深度融合的成功案例。

    模式

    收门票还是增“流量”

    为发展乡村旅游,如今不少地方打上围栏,圈出了一块封闭的地域形成“景区”。

    成都郫都区三道堰青杠村,按照“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理念,把整个村作为4A级景区来规划和打造;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创新“景区管委会+公司(旅行社)+农户”发展模式,引入企业打造国家4A级乡村旅游景区,统一管理。

    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投资方急于回款,一些地方开始收门票。

    德阳什邡郁金香文化旅游节现场票25元一张,内江十堰桥镇万花谷门票10元一张。而位于安岳县悦缘乡的悦缘花谷,今年风车节期间,仅一个周末的门票收入就达到60万元。负责人谭艳表示,景区化管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谷内的设施,另一方面,公司3年内已投入1000多万元,“再不收门票资金链就要断了。”

    “文旅产业要研究的是如何增加‘流量’、引导‘流量’。如果仅通过门票来维系发展,路会越走越窄。”成都市双流区副区长张瑞琴说。不少乡村旅游项目业主也坦言,门票收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产业经济和文化经济才是大势所趋,但要真正结合好并不容易。

    博弈

    资本与村民需有效协调

    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地方引入外来资本,拓宽社会参与支持的途径和渠道,一定程度上使乡村旅游资源由粗放分散经营向集约高效经营转变。

    然而同时,这也容易造成乡村旅游资源经营权的相对垄断,降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的参与度。农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丧失,不利于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共生。

    记者调查了多个乡村旅游地发现,目前,旅游公司进驻乡村,大多可为当地带来两类收益:一是土地流转收益,二是用工收益。实际上,多数农户年收益并不高,且参与人数有限。在有的乡村,业主与农民还因利益分配、互相侵占资源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

    “发展乡村旅游,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协调参与。”中业文旅文化顾问张珂瑶认为。该公司是崇州道明竹艺村的投资商。竹艺村成立了集原住民代表、新村民代表、当地党员干部、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一体的委员会。有关全村的规划发展、利益分配、风貌改造等都由委员会讨论决定,再由村民代表与村民沟通。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合作社成为重要载体,村民以土地、住宅、手艺等不同方式入股分红,提高了大家的参与度。采用同样的模式还有蒲江明月村。

    如何把原住民、新村民、游客、投资方、当地政府等多方利益有效协调,形成良性互动?方科表示,“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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