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汶川县映秀镇“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纪念馆中参观。 （记者 何海洋 摄）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

　　10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目睹了大地晃动后的山河破碎与瓦砾四散。由此，他一次次呼吁保留灾难遗址，把苦难定格在特殊的区域和时空。在他的主持设计下，一处处建筑拔地而起。从庄严肃穆的震中纪念馆，到端庄实用的映秀镇中心卫生院。建筑物自身散发的情绪和美感，昭示着这片土地对于灾难的从容与坚韧。

　　5月4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老院士动情地说，崭新的建筑会说话，涅槃后的重生就是最有力的回应；灾难遗址会说话，无声的纪念就是坚强的四川人民最勇敢的表达。

　　人物名片

　　何镜堂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者。“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主持设计了震中纪念馆、映秀镇中心卫生院、钟楼地震遗址广场和汶川博物馆。

　　回首10年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何镜堂的记忆力很好。

　　80岁了，他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总结：一生设计的建筑物有很多，特别是自己擅长的纪念性建筑物。但是汶川，于他而言是特殊的存在。

　　10年前，70岁的何镜堂进入灾区，穿过一处处瓦砾、碎石，聆听一个个苦难，老人沉默了。他的助手私下告诉记者，或许是与灾难打交道太多，何院士很少流露感情。但是在汶川，何镜堂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也是那次考察中，一位陪同他考察的当地人说：一般我不愿意来这里，我想要忘记，但我又不能忘记。何镜堂听懂了话外的含义，也明白了自己的设计方向。从那时起，撕裂与矛盾和强烈的主题冲突，成了他在设计震中纪念馆等纪念性建筑时最常用的词汇。

　　10年之后，何镜堂还记得他对当地人说的那句话：建筑存在的意义，是表达某种情绪。在汶川的纪念建筑中，悲伤不是目的，而是保存过去的记忆，并给生者以希望。

　　何镜堂先后数次撰文回忆在汶川工作的日日夜夜、所感所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做的一切，为的是不能忘却的纪念。唯有正视苦难的民族，才能重整旗鼓，才能直视未来。

　　A

　　思路

　　纪念灾难最好的方式是让遗址说话

　　记者：您所设计的重建方案，保留的灾难点位比较多，这里面有哪些考量？

　　何镜堂：自然灾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段重要经历，我们需要正视灾难、铭记灾难、纪念灾难和反思灾难。灾难的遗址，便是连通过去记忆的桥梁。这些都是大地震的记忆，不仅没必要抹去，反而要学会正视。纪念的第一步，是不要尝试抹去灾难的痕迹，而是学会怎样去保护与正视。

　　做方案之前，我和团队去汶川看了一圈，在跟前线工作小组的沟通中了解到有13个地震相关的遗址，其中一些遗址我也去现场看了。这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应该把这些遗址通过一个专项规划保护起来，并把这些孤立的点通过规划和建筑学的方式联系成一个纪念体系，为灾区保留一份地震的记忆。换句话说，尽量留住灾难遗址，让遗址说话，通过遗址的呈现去记住这场灾难。

　　这个念头贯穿到了两个纪念性项目的方案之中。而且，最终这些遗址也被保留了一部分。比如钟楼地震遗址广场，我们围绕保留下来的阿坝师专地震中震塌的钟楼，收集了地震中山体塌陷下来的碎石块，用钢筋网把石块围起形成错落的石头墙，结合地形围合了一个地景式的纪念公园，在地面上形成了2:28的刻度，取名为“记忆·希望”公园。

　　记者：您所设计的震区医院、博物馆这些建筑物，有哪些主题和寓意？为何要如此考量？

　　何镜堂：其实，具体环境不同，项目类型不同，所考虑的东西就不一样。也正是如此，每个建筑物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寓意。

　　比如汶川博物馆，主要是从当时的地域文化考虑的。我们通过研究当地羌寨的特点，包括羌寨与地形环境、羌寨的建筑与街巷空间、建筑与建筑关系等方面的特色，作为设计和构思的来源。同时充分考虑了博物馆所处的城镇空间环境是在城镇的中轴线的终点上。因此，我们采取结合地形、逐级退台向上的建筑形式，既考虑呼应城镇的主要空间轴线关系，又跟地形环境很好地融合，体现了当地羌寨的特点，在材料和色彩应用上也充分尊重当地的传统和习俗，采用了当地的石材和传统色彩，塑造一个传承当地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现代博物馆。

　　记者：您说过，设计必须同时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这些分别指什么？在汶川的建筑物中，有哪些体现？

　　何镜堂：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是我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归纳提炼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从地域特色中找依据、挖掘创新点，从文化的层面去提炼和升华，并与现代的科技、理念相结合，从空间的整体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去把握，力求创作出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谐统一的实践作品。

　　举个例子，以震中纪念馆来说，它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建筑跟周边山地环境的关系上，整个建筑采用地景式的建筑形式，朝向城镇的一侧是很有力量的悬挑体量，朝向村庄的一侧是与山体延绵成一体的覆土屋面。

　　文化性体现在纪念的深刻内涵和主题上。还是拿纪念馆来说，它的主题是“记忆与希望”，在这里要有纪念灾难的一面，但更要有引导人们面向未来的一面。

　　时代性体现在采用现代的建筑语言和建构方式，来实现创作构思。例如震中纪念馆整个建筑主体采用细木模板，用清水混凝土来表现建筑质朴有力的体量感，几个庭院采用当时的黑砂岩，用现代的幕墙体系来做，表现一种粗犷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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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好的纪念馆要做到与参观者产生情绪共鸣

　　记者：您所设计的汶川建筑中，纪念性建筑物占了一半，这是如何考虑的？与之前您所设计的纪念类建筑，有哪些区别？

　　何镜堂：我想这一方面跟地震的事件性质有关，那场大灾难对当地乃至四川、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对于集体还是个人，会有不同的纪念性建筑和场所的建设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团队在这方面有相似的设计经验，因此也会承担这种类型的项目多一点。

　　与其他纪念馆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同样是人类灾难的纪念性建筑，但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灾难的起因不同，设计的出发点、思想导向，或者说理念也不同。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在揭示真相的同时，希望引导人们去思考这场灾难的根源，去思考今天和平的价值与未来的和平和希望。

　　而地震纪念馆，我们团队的看法是突出四个层面的铭记。首先，是灾难中逝去的宝贵生命；其次是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抢险救灾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再者是全国力量进行灾后重建、众志成城的集体记忆；最后，我们还希望通过纪念馆引导大家重新反思这场灾难、深层次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以前我们强调人定胜天，但实际上人和自然是共同体，应该宣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记者：您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震中纪念馆和馆里的四个庭院，如何理解这些设计？

　　何镜堂：纪念那次地震灾害，震中纪念馆有一个完整空间序列，有整体的大叙事，也有面向个人的缅怀和冥思。

　　而纪念馆的灵魂，则体现在四个主题庭院。在整个纪念馆的参观路线中，通过四个主题庭院来串联“5·12”地震展、灾后重建展和地震启示展等三个主题展厅。每个主题庭院都代表着不同的场所精神。这种场所精神，要跟参观者产生情绪和思想的共鸣。

　　具体来说，第一个庭院是水庭，以时间为主题，用一个沙漏状的倒锥体空间，朝天开放，四周水从倒锥面上缓缓流下，表示时间的流逝，人的参观流线从这里开始，经过这个水庭，可以过滤掉外面嘈杂的氛围，平静人们的思绪，开始整个流线。

　　第二个庭院是地殇庭，以灾难为主题，采用石头作为场所元素，倾斜的墙体、逐渐向下的坡道，引入很少的光线，营造压抑和动荡不安的场所，作为进入“5·12”地震展厅之前的情绪铺垫。

　　第三个庭院是崛起庭，以重建为主题，采用挺拔的树木作为场所元素，庭院内层层叠叠的树池与逐级向上的坡道一起，引导人们从封闭的空间内走出，庭院向天空开放，逐渐释放人们沉重的心情，进入灾后重建展厅。

　　第四个庭院是希望庭，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题，面朝东方初升的太阳，象征一种希望的重生。在看完所有的展览之后，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引向未来的希望。

　　纪念馆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消隐和显现。这么做，其实本身就是反映了这个地点的冲突和矛盾。

　　纪念馆东南侧就是纪念陵园，这是遇难同胞安息的地方。西北面是渔子溪村，是上百户居民的聚居地。这意味着，纪念馆是一个生者的家园与死者的陵园交接的位置，既要纪念逝者，又要抚慰生者、平复创伤，它需要不同的形式呈现。因此，我们希望在陵园的一侧看，纪念馆是有力量的显现；但在村庄的一侧看，纪念馆与山体和环境融为一体。

　　记者：在四川这次灾后建筑物设计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何镜堂：有两点经验可以总结：首先，规划先行，即使在很艰难的抢险救灾阶段，就开始启动和考虑灾后重建的规划，从大的国土规划到产业规划、空间规划到各镇的文化特色营造都有很完善的规划过程和规划成果作为建设的指导，在大局上有了很好的把控和顶层设计，从而保证了整个重建工作能够较好地完成。

　　其次，尊重和传承当地文化，灾后重建的援建队伍和当地部门能够较好地协调工作，既带来外面先进的建设经验，又能跟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尊重当地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从而使灾后重建的城镇和乡村面貌都能较好地延续当地的文脉，像水磨镇，就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地域小镇。

　　在纪念性质的建筑方面，也有经验可以总结。比如，纪念建筑特别是灾难性纪念建筑，必须把纪念的主题定位好，不能只关注灾难悲惨的一面，还应该尊重生者的感受，舒缓、引导和升华这种情绪，将其引向平和、积极的一面。我想这些都是可供分享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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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着眼灾区发展适当开发灾难遗址

　　记者：您提到过，重建之后，映秀、汶川应该携手开发观光路线。为开发旅游，您在建筑设计上做了哪些准备？

　　何镜堂：对于汶川，我有很深的情感，对汶川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这是我提这个建议的前提。

　　提这个建议的具体原因有三个：首先，地震破坏了震区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寻找其他的生活来源支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逝者已矣，生者总要学会面对未来；最后，就汶川当地而言，地震带来大量的社会关注，与地震相关的旅游资源开发是最容易入手的事情。而且孤立的纪念点很难维系和发挥作用，只有把映秀、汶川的纪念点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路线，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设想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上。纪念馆也好，医院也好，博物馆也好，我在做设计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项目特点均做了一些特殊处理。例如，博物馆主要是考虑对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当地居民营造一个有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的活动场所，对外界传递的是既古老又现代的信号。此外，三个项目有共同的特点，都采用了现代的抗震防灾技术，并作了一定的抗震技术展示，供人参观和科普学习。这些，都算是给汶川留下的景观资源吧。

　　这10年，四川先后经历了三次地震，留下了很多灾难遗址。如何对待灾难遗址？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更为理性的态度。首要当然是重在保护。地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共同经历的事件，对人类的进程起了很大的影响，需要保留这种记忆。但保护和开发需要综合衡量和考虑，要体现对逝者的尊重，要考虑当地人的感受，要考虑未来的发展等很多因素。

　　这些遗址对于保存全国人民的一份集体记忆、开展地震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都非常有意义。换句话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伤疤、共同的经历，是需要共同去面对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回避或者无视。

　　灾难遗址开发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引导和确立这些旅游资源开发的主题和内容，以及这种类型主题旅游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导向。

　　具体来说，对这些遗址需要经过理性的分析、评估，对保护和开发工作做出指引。重点是，除了地震科普教育，还要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对崇高人格的宣扬等正面价值观的引导，在形式上注意方式和方法的把控，不要出现一些娱乐化、商业化的、过于热烈的形式。围绕这些遗址，让这种类型的主题保护和开发能够引发人们思考，激发更多的社会正能量。像震中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和展览方式，这种类型的遗址保护和开发在国外也是很常见的，可以参考和借鉴。 （记者 王成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