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下午1时40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法庭。

　　成都市民邓纯尊独自坐在原告席上，神情轻松自然。尽管被告席上坐着的两男一女均是法学专业人士，分别代表着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但他“一点也不虚”。

　　“法律规定我有告它的权利。我手里还有30多件告政府的案子，其中也包括省政府。”邓纯尊神色泰然地告诉记者。

　　把省政府告上被告席的，邓纯尊不是第一人。自去年5月1日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以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132件，而在2013年和2014年，这一数字为“零”。而据来自省法院的数据，去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达到10929件，同比上升82.09%,达到历年最高。

　　新法实施，行政应诉案大幅增加

　　肖中伟坐在邓纯尊对面的被告席上，感觉“肩上责任重大”。因为与邓纯尊对簿公堂，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省政府。

　　作为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处工作人员，自去年7月至今，肖中伟和同事们已经数十次受省政府和省长委托，前往成都、广安、泸州、雅安等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应诉。“去年省政府行政应诉案确实大幅增加”，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张渝田坦言，去年以省政府为被告的132件行政诉讼案件中，因对行政复议有意见提起诉讼的119件，占90.2%;其余则是因为对行政行为不满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具体案由，多数涉及土地权益和信息公开，有时这两类情况相互交错。“行政诉讼案件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行政行为引发争议的反映。其数量的突然增多，是特殊时段内民告官能量蓄积后的迸发。”张渝田认为，这个特殊时段的节点，便是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和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在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前，由于客观存在的立案难问题，原来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老百姓与行政机关的纠纷，更多是通过信访渠道解决。”张渝田分析说，去年5月1日起实施的立案登记制和新法，为公民提供了与政府机关对簿公堂的法律途径和制度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只要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都可以提起诉讼。“我们预判，行政诉讼案件增多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张渝田表示，“这一方面是因为法治政府建设还‘在路上’，个别行政机关还存在一些不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律要求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争议。另一方面，老百姓法治维权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会有更多的人遇到问题时主动选择依法维权。”

　　政府当被告，会不会官官相护?

　　去年5月中旬，一起涉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行政纠纷，被当事人起诉到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当时并没有起诉省政府，但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省政府对此纠纷进行过行政复议，按照新《行政诉讼法》规定，凡是复议机关复议过的案件，都将列为被告或共同被告。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李勇从事行政审判多年，但被告是省政府的案子，这还是他第一次办理。“如果法院不向当事人释明把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那么法院的程序就有问题。”后来，当事人依法追加省政府作为共同被告。

　　有人担心“民告官”案会官官相护，会不会有人干扰司法公正?“我们没有感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扰，也并没有因为被告是省政府就有审判压力。”李勇表示，自己当时也曾担心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不过在后来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李勇发现，“没有因为被告席上有省政府，就有任何人来打招呼，而且省政府应诉也非常积极。”

　　据省法制办统计，状告省政府的119件涉及行政复议的案件，省政府尚无一例败诉。“法院的判决是客观公正的。”张渝田认为，之所以目前在行政复议领域尚无败诉案件，一是由于部分原告是在打“赌气官司”，同时，省级机关依法行政能力近年来的确有很大提升，“几乎没有出现不依法行政的硬伤”。“我已经打赢了三四起告政府的官司。”邓纯尊用亲身经历告诉记者。他说，要想打赢官司必须学习法律，“土地法、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我为打官司学过的书加起来估计1米多高。”

　　接受司法监督，是法治政府的常态

　　“应该看到，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在行政过程中都可能出差错，政府部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民告官’也会成为法治社会的常态。”省政协委员、律师曾文忠认为，“民告官”吸引大家的眼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者力量悬殊太大。

　　事实上，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省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力气。推行依法行政责任制、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行政执法监督等多措并举，全省行政机关已逐步树立依法行政的基本意识。

　　但与传统的考核等内部监督手段相比，张渝田认为，通过新《行政诉讼法》这种外部法定力量，从行政结果上进行的监督，更能倒逼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处经常代表省政府出庭应诉，处长胡科健深有体会：“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严谨地对待行政复议。有越来越多的复议案，我们都是进行现场调查后才依法作出复议。”

　　不仅如此。在出庭应诉的过程中，一些政府行为也得以规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某市政府面对群众“依申请公开”信息的要求时，总是用同一种模式化来回答。因为答复不够严谨，该市政府被一名市民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市民胜诉。事后，该市政府及时改进了回复方式。“倒逼，有时并不一定指具体某个事情办或不办，也包括根据法律要求厘清了怎么办、由谁办。”张渝田讲了一个例子：有一起纠纷，原告要求省政府对土地补偿标准进行裁决，政府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将原告的诉求转交信访部门，信访部门数次上门与当事人沟通，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半年后原告将省政府告上法庭。经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研讨，大家发现，原告的诉求依法应该由国土部门代表省政府作出裁决。由于政府及时纠正了错误，该案最终达成庭前调解。

　　倒逼还体现在体制机制的建立。过去制度不健全，比如，告省政府的案子由谁来办理，没有制度规定;法院的传票来了，由谁回复、多少天之内回复也缺乏规定。为了完善应诉制度，省政府专门印发文件，对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诉的职责分工、案件承办机构的行政应诉责任、法律文书的内部流转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法治政府是接受司法监督的政府。政府传统的行政强势是事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姿态，主动接受法律监督，这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基本状态。”张渝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