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中介”供官员兼职 强制服务扰乱市场秩序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红顶中介”们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红顶中介”出现的根源在哪里？应该怎么管？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者
■政府放权，中介发威
第三方事项有增无减，行政审批之外又筑起高门槛
提起前段时间去税务局办理年审的经历，刘女士仍是气不打一处来。
刘女士是湖南某地一家大型连锁酒店分店的店长，“一开始，税务局要求总部提供所有的票据。但是总部在外地，那么多的材料根本没法寄过来。后来，税务局又要求做财务报表，并且给我们指定了一家会计事务所，不在这个事务所做报表的话，年审就不给通过。”在付出了1万多元的代价后，刘女士总算通过了税务局的年审。
在湖北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王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以前很多在政府部门办理的项目，现在都得去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甚至行业协会办理了，“跑一个项目，政府部门审批用不了多长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被中介机构评估、专家会审等环节占去了。”
刘女士、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去年一项针对企业家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
今年6月份，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指出，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
国务院近日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也直指一些地方存在的“红顶中介”现象。在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度陈仓’吗？！”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社会上流传的这一说法，也道出了一些“红顶中介”参与和助推违规行为的种种乱象。
“许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凭借着与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的便利，成为个别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通道：他们的负责人就是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还有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个别政府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政府部门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进行不合理的服务收费，然后与中介机构搞‘利益分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杰表示。
“‘红顶中介’有这么几类，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他们过去就是政府部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一类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下来以后，在里面任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说。
■“指定”背后有玄机
“强制服务”扰乱市场秩序，伤害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政府大力减少审批事项。然而，在一些地方，“改革红利”却让中介机构截留，企业主不但未能享受到改革成果，背上的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红顶中介”正在蚕食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刘女士对记者抱怨：“1万多元额外的费用，平白增加了我们酒店运营的成本，也伤害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试想，税务局辖区里的企业不知道有多少家，每一家要是都有这样的遭遇的话，这得是多大一笔钱啊！”
今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长沙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向企业收保证金，企业不交钱登记就不能经营。此外，该协会还规定，未取得行业确认证书的建筑施工设备租赁企业，禁止在长沙承接该项业务，被戏称为“最牛行业协会”。该协会依托主管单位的权力，强制服务，强行收费，破坏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红顶中介’的存在会扰乱市场秩序，比如，地方上有一些协会对企业征收会费，如果不交的话，就不给企业年审。没了年审，企业怎么能经营？”许正中认为，社会中介成了政府的延伸、二政府，和政府部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会极大地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并滋生腐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介组织贪污贿赂犯罪达923人，分布于工程建设、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土地矿产、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等行业，涉案领域十分广泛。
唐杰表示，“红顶中介”的危害在于，一方面，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经济负担没有实质性减轻，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甚至还可能增加企业其他“包袱”，例如在不得不“被中介”的情况下涉嫌行贿。另一方面，企业与政府通过“红顶中介”互动的过程，无疑会给企业带来错误的导向，长此以往，企业会普遍滋生“走偏门”的思维。
“‘红顶中介’现象大量存在，实际上反映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走后门’已经出现组织化、制度化的倾向，这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唐杰说。
■把中介服务“晒”出来
政府、中介须脱钩，斩断灰色利益链
如何摘掉中介的“红顶”，还其市场化机构的本来面目？
为了规范中介市场，压缩行政权力寻租空间，广东省惠州市日前成立了“中介超市”：凡是政府投资项目在行政审批环节中需要中介机构服务的，除需公开招投标或项目有特殊要求外，一律采取摇珠的方式选择中介机构。而对于社会投资项目，项目业主也可以在“中介超市”中自行挑选中介服务机构，或委托采取摇珠方式进行选择。有了“中介超市”，选择中介的所有流程都在阳光下运作。
“可不可以开一个网上办事大厅，所有和中介相关的服务都在网上晒出来，所有的步骤都能够在网上完成，这样就没人能动得了手脚了。”刘女士认为，网络时代，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借用科技力量，使相关事项更加透明。“程序公开了，我们企业办个证、缴费，也都心服口服。”
许正中认为，消除“红顶中介”现象，首要任务是将所有协会、中介机构与主管部门脱钩。“协会、中介的性质应是行业自律组织，它的受益人应该是会员，而不是过去所在的部门或者部委。此外，所有退休的干部，不允许在任何协会担任职务，以斩断灰色的利益输送过程。”
唐杰认为，治理“红顶中介”问题，首先，要继续以建设法治型政府为导向，进一步放权、限权、分权，逐渐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目前需要前置审批的行业进行梳理和分类，除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的一些行业以外，原则上应取消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不仅要深化目前的‘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改革，还应该取消一部分行业的市场准入审批。”其次，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建立以机会公平、权利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服务保障体系。”再次，在降低中介行业企业准入门槛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管，例如运用大数据的思维和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问题发现机制。“最后还要综合运用奖励、税费减免、购买服务等，引导中介机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唐杰说。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实施普遍性降费，关键要让政策落实到位，让千千万万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真正得到实惠。
“是否还有‘红顶中介’存在，是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有没有‘真放权’的标尺。老百姓都在看着，不能含糊。”许正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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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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