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低收入者增幅应更大
新公布的我省城镇居民收入数据引发关注，代表委员热议实现我省居民收入倍增的途径
1月22日，在到政协会场报到的路上，省政协委员熊方军被手机上新公布的一组数据吸引住了：2012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07元，比上年增长13.5%，增幅比全国高0.9个百分点。“这让我对收入倍增目标更有信心了。”1月23日，一脸笑容的熊方军说，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他准备在两会上专门就此发言。他认为，收入倍增并非“人人倍增”，而应是低收入者多增、高收入者少增。
关注这个话题的并不仅仅是熊方军，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现？重点在哪里？应避免怎样的误区？有关话题在省两会上不断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及。
正视难点
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大
自打国家层面“收入倍增”计划出台后，熊方军就一直围绕“收入倍增的途径和保障”进行各种调研和探索。他在调研中发现，收入倍增的蛋糕虽然美味，但要吃到嘴里，必须正视各种各样的难点。“虽然四川城镇居民的收入一直在增加，但居民收入总量仍然偏低。”熊方军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2011年，我省全体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4.7%，“相对于政府和企业人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
同时，2011年，我省21个市（州）中，成都、绵阳、德阳等7个市州的平均工资超过4万元，而巴中等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平均工资不足3万元，差距逾万元。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899元和7686元，差距为10213元，“两个‘万元差距’，说明城乡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熊方军说。“收入倍增主体素质偏低的问题也不容轻视。”熊方军说，2010年，我省3410.76万农村劳动力中，仅有65.23万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比例不足2%。“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导致就业人口大量集中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熊方军等代表委员看来，在实施倍增计划过程中，如果不通过制度性调节，解决这些难点，市场经济下“富者越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将扩大贫富差距。
把握重点
注重增加农民等群体收入
如何让中低收入者的钱袋子涨得更快点，避免部分居民收入被“平均”和被“倍增”？代表委员们纷纷出招，给出建议性路径。
“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民。”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李清禾直言，“我省9000万人口中，4563万是农民，要实现个人收入倍增，农民增收是主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李清禾进一步解释说，我省农民主要有务工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途径。其中，务工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38.8%，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达47.8%。下一步要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比如探索将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基础设施等资产，逐步转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集体资产，使农民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还应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熊方军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鼓励和规范企业实施职工持股制度，使职工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参与企业的利润共享。企业应成立专门的职工持股管理机构，利用信贷杠杆解决职工收入过低、无法利用自有资金持股的困境，并将职工持股计划与其养老与保险相关联。
还有代表委员建议，完善健全财产税制，缩小存量财富差距。有数据显示，中国富裕人群人均拥有房产3.3套，房地产已经成为主导财富分配的主渠道，在促使居民增量财富倍增的同时，政府应深入研究房产税的扩围试点及全面征收方案，缩小收入差距。
责任编辑：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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