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要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是四川推动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对国家安全和发展支撑力、带动力、保障力的历史契机。

认识重大意义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是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明显。从国内看，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变化，我们适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产业关联衔接，畅通经济循环流转。从东部沿海看，既要继续发挥参与国际循环的引领作用，又要起到带动国内循环的作用，产业布局基本逻辑将从“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以数字化为主线、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新工厂”“未来工厂”等加速布局，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外转出，聚力打造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端产业集聚区态势凸显。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是应势而为，也是发展所需，对中西部乃至全国空间开发格局有重要影响。首先，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调整，给中西部深度参与国内国际产业分工创造良好条件，促进中西部利用自身优势基础，更好与东部沿海形成良好互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其次，随着东部沿海因资源环境压力需加速“腾笼换鸟”，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整体承接产业转移。再次，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必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物资、人员和信息等要素畅通流动降低成本。但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不小挑战，未来区域间围绕科技、高端人才等要素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沿海外贸企业加速“向内看”会对中西部产品市场产生挤压，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低成本国家转移等，也对中西部夯实发展基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形成压力。

四川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的历史担当。首先，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作出的重要指示，是充分发挥四川在全国的战略腹地作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要举措。其次，四川是科教大省、产业大省、资源大省，能够在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中发挥更好作用，担负起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再次，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也是加速四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所需，能够更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四川在全国的经济位势，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把握基本要求

坚持全国“一盘棋”，在服务全国大局中拓展新空间、赢得新发展。四川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重要支撑地、国家先进制造完整产业链重要集聚地、国家重要物资和战略资源储备供应保障地、国家实现稳藏安康和经略周边的战略要地，肩负着建设新时代战略大后方、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等重大使命，在推进对接中要坚持站位国家大局和四川全局，抢抓机遇，不断深化产业对接合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加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聚力高水平、多层次对接，在相互嵌入发展中共同培育产业新优势。大力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是对接的重要方面，通过整体式、链条式或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对显著改善四川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夯实发展基础，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但是，新阶段的产业对接，已不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承接，而是对接各方立足各自比较优势，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多元协同，构建更具活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因此，在与东部沿海地区对接时，不应只停留在承接产业转移层面，而应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有机融合，重塑产业发展新活力、新优势。

立足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原则，促进新型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东部沿海相比，四川在能源矿产、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部分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应在产业技术、中高端产业发展及创新要素、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方面还有不小差距，产业对接空间巨大。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搭建对接平台、夯实对接载体及优化对接环境，为对接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遵循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集聚、集约、集群发展趋势，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产业配套协作体系，推进形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对接格局，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对接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找准对接方向、创新对接方式，携手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总体来看，四川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联系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梯度的差异性，体现在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层次不同，有利于各方分工协作，实现功能性对接。二是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包括因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空间分布差异导致的资源互补性，以及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关联产业互补性，有利于各方优势互补整合、合作共赢。三是产业联系的多维性，即产业间通过供需链、价值链、空间链等多维模式对接等。针对不同的产业关联类型，深入研究对接各方“有什么”“缺什么”“能做什么”，切实回应双方诉求，兼顾多方利益，针对性选择对接模式，创新对接方式，提升对接效率，构筑新质生产力发展“强磁场”。

对接着力重点

深化产业对接，瞄准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和价值链前后端深度融合。近年来，四川已初步形成以六大优势产业为引领的产业发展态势，但整体看，还面临产业链不稳、价值链不强、生态链不优等诸多不足，亟须拓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是强化“链式招引”，航空航天领域强化与上海民用大飞机、珠海通用航空等的深度对接，改善产业链从属地位。新能源汽车领域着力发挥锂矿、动力电池等产业链中上游优势，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等汽车基地合作，弥补产业链下游短板。钒钛等先进材料领域，着力补齐精深加工环节等。二是围绕龙头企业强链补链，按照“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生态圈”发展思路，精准招引一批“填空式、补充型”企业，电子信息领域依托龙头企业，着力改善关键原材料、市场销售严重依赖东部沿海的格局。重大装备制造领域依托二重、东电等骨干企业，强化与江苏、浙江等先进省份协作，提高装备产品成套能力和基础零部件、原材料配套能力等，推进四川特色优势产业在提质、引强、补链、建圈等方面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加快四川新质生产力发展。

加强科技对接，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创新成果双向转化。科技创新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四川科技资源位列全国前列，具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及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和能力，但在基础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不足，应加快与东部在平台联建、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对接合作。一是协同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围绕航空与燃机、新能源与智能汽车、钒钛稀土材料、光电与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国家在四川布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带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布局跟进，推进跨区域跨领域协作攻关。二是协同开展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聚源兴川”行动，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因产业支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而导致转化不足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协同共建技术转移服务平台联盟，打造一体化的技术交易市场，推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三是实施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推进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科技人才跨区域垂直整合，按照市场化方式贯通创新链、融入产业链、汇集人才链。

推进市场对接，着力扩大双向投资，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在“双循环”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四川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联系日益紧密，应着力双向互动，携手共赢。一是加快“引进来”，需要切实解决综合成本问题，与中西部其他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省份相比，四川在物流运输、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及工商业水电气价格等方面，比较优势依然不足，只有着力打造综合成本“洼地”，方能增强吸引力。二是大踏步“走出去”，主动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等加强对接，围绕规划编制、资源整合、市场开发等，加强沟通、协调、协作，深度参与东部沿海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融合。三是联手打造品牌，譬如深化文旅产业对接，推进文旅企业跨区域合作，共同打造知名旅游品牌及其他产品品牌等。

促进平台对接，创新对接模式，促进跨区域项目合作共建、共享。精准的对接平台及对接模式，是推进四川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对接，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一是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当前首要任务是夯实对接载体，高标准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同时，建立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投融资平台、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等。二是创新对接模式，探索实行“东部企业+四川资源”“东部市场+四川产品”“东部总部+四川基地”“东部研发+四川制造”等新合作模式，广泛拓展对接深度、广度。三是健全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建立跨区域产业对接协调机制，支持以飞地园区、合作共建、代管等模式跨区域合作，完善招商引资信息对接、项目异地流转财税分成、统计指标合理分算等政策体系，有效提升对接质效。

深化机制对接，加快规则衔接，提升要素跨区域流动便利性。一是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着力在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上下功夫，加快推进与东部沿海地区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等，显著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二是推进规则相联互通，加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商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互认互通等方面的规则和机制衔接，有效推动地区间协同一体发展。三是搭建“异地同标”服务机制，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市场服务系统，实行信用联合奖惩。建立跨区域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协作机制，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协同立法，构建知识产权跨区域快速协同保护机制等，显著提升便民利企服务水平和效率。（袁安贵 作者系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