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是其中最重要但也亟须厘清的概念之一。

说它重要，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说它亟须厘清，因为地方目前并未对这方面数据进行官方统计，而围绕它的学界探讨，也很纷繁复杂。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川观智库认为有必要对其从促进地方工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厘清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内涵，进而明确工作重点。为此川观智库梳理了国内一线专家学者66篇专题论文和大量公开材料，深入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机构专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报告》，力争为各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智识参考。

一问“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究竟是什么？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

●额外的生产效率，主要来自要素质量提升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没效益的政绩工程或许可体现为GDP增长，但没办法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李蕾告诉川观智库，干部学员近期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经济学权威著作《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概念提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1957年发现，经济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以及“被忽略因素”三个部分带来的增长，其中“被忽略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某个工厂劳动力、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没变，正常情况下产出也应该保持不变，结果产出增长了5%。这多出来的5%就来自全要素生产率。

上述定义事实上只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在此基础上，川观智库综合受访专家观点和公开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三点阐释——

第一，“额外生产效率”主要来自两方面。对于额外生产效率的来源，或者说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学界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从推动工作角度出发，川观智库建议参考2022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换言之，额外的生产效率主要来自要素质量提升（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升）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如管理水平提高）。它也因此被认为是体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指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告诉川观智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地方搞项目、抓投资要更讲效益，没效益的事别做，做没效益的政绩工程，或许还可体现为GDP增长，但它没办法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在近期研究中也谈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以效率为中心组织和激励经济活动”。

第二，有三个相关数据概念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滨接受川观智库采访时表示，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投入与产出之比，表现为一个比值；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它是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投入增长率之后的余值；三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川观智库进一步向专家求证了两个细节：一是公开表达中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就是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二是学界研究中“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就是测算其增长率、贡献率。例如学者测算某年某地GDP增长率为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2.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

第三，目前没有权威计算方法、也没有权威部门的公开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在官网发布《如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一文中谈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有多种方法，最常用的是“索洛余值法”。川观智库综合论文研究和受访专家观点得知，学界至少有四种主流的增长率计算方法，且同样方法在不同学者手中可能算出不同结果（由于数据处理等缺乏统一标准）。川观智库从四川省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了解到，省级和成都市级层面尚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国内尚无省级行政区公布其全要素生产率相关官方数据。多位业内人士向川观智库确认，国家统计局有基于全国维度的测算，但并未对外公布。

二问“为什么”：为什么需要高度重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

●可量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地方更易把握的工作抓手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对地方来说，高度重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直接的理由是它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意味着各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李蕾告诉川观智库，比起相对抽象凝练的理论概念，可量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更容易把握的工作抓手。在此基础上，多位知名专家公开建议，将其作为评价、考核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的重要维度。对此有受访专家告诉川观智库，条件成熟后，不排除相关部门会测算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数据，进而将它纳入地方考核指标体系的可能。即使没有上述情况，地方依然要高度重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撰文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但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步提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和蔡昉等专家从不同维度对这种动力转换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进行过论证。蔡昉在论文中谈到，“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

川观智库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纳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加上“着力”二字。川观智库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25次（篇）公开重要讲话或署名文章中谈到全要素生产率，时间跨度从2015年到2024年，相关讲话或文章多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议题。川观智库同时注意到国家部委近期开始密集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2024年度研究课题中排名第一的题目，就是“当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下一步趋势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也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纳入2024年第一批研究课题。此外，四川省统计局近日公开提出已组建工作专班，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相关课题开展学习研究。

三问“怎么样”：当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怎么样？

●就全国而言，近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减缓”，要实现国家相关目标须提高增速

●就四川而言，四川是全国23个“资本—技术双驱动型”省市区之一，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呈上扬态势

●就成都而言，改革开放后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和全国其他GDP十强城市数据相较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前提是了解当前的基本情况。如前文所言，目前没有权威部门的公开统计数据。川观智库通过搜集公开研究成果、联系专家团队等方式拿到了中国、四川、成都三个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数据作为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差异巨大，不同专家的测算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就全国而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肖宏伟研究提出，1978年至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其中1978年至2000年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推动经济增长阶段，这一时期我国GDP增速年均9.68%，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4.32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8年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推动经济增长阶段，这一时期我国GDP增速年均11.0%，其中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长最大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紧随其后，拉动GDP增长比前一个阶段提高0.76个百分点，达到5.08个百分点。2009年至2015年是资本推动为主和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阶段，2008年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我国GDP增速年均8.28%，其中资本积累贡献了5.6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仅贡献2.42个百分点，较前一个阶段大幅放缓。至于此后情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王鹏等专家在今年发布的论文中谈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恢复明显，除2020年外，2015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已普遍高于2006年之前。

针对上述全国现状，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多是依靠资源要素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提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等多位专家谈到类似观点。二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出“减速”态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改革开放后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4%以上，近年下降到了2%以内。三是要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目标，必须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刘俏表示，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就要求GDP增速保持在5%以上。这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2%以内提升到2.5%甚至更高一些。四是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还有较大潜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我们曾经测算过，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而我们有百分之三四十。差距就是潜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具有较大的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近日撰文提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潜力保持在较高水平。就四川而言，川观智库拿到了吴滨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他基于2012年至2021年全国各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数据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四川是这一时期全国23个“资本—技术双驱动型”省市区之一；第二，其间全国有12个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四川不在其中，但四川数值（42.26%）高于同期西南地区平均水平（40.10%）；第三，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扬态势。2017年至2021年四川这一数值（51.75%）相较于2012年至2021年（42.26%）有明显增长，对西南地区平均水平的领先优势也在进一步扩大。就成都而言，川观智库拿到了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梦宇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李梦宇基于1978年至2023年成都市相关数据的研究，同样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增长—增长放缓—企稳恢复”四个阶段。其中增长放缓阶段（2012年至2016年）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率平均值分别为3.28%、33.32%，较前一阶段分别下滑2.2和9.76个百分点。而在企稳恢复阶段（2016年至2023年）成都这两个数据平均值分别为3.6%、45.16%，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0.32和11.84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超过4%、贡献率超过69%。第二，对比2000年以来成都和其他全国GDP十强城市数据发现，成都的相关数据走势与其他城市保持了大体一致。第三，对比近五年成都和全国其他GDP十强城市数据发现，成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问“怎么干”：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主攻农业供给质量”重要要求，建议率先探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围绕“提升要素质量”，建议四川高度重视有效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围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建议四川高度重视“一种作用”“一个问题”和“一项工作”

基于上述认知，地方该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种常见思路是从计算方法入手，找到最能够影响数值提升的关键因素，由此来明确工作重点。然而这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不适用，不仅因为缺乏权威的测算方法，即便就按最常用的“索洛余值法”，其计算原理也是和定义类似的“从总体数值中剔除一部分，得到一个余值”，至于这个余值的增长和哪些数值相关，单从计算公式中看不出线索。在此背景下，不少专家基于自行研究给出过政策建议。川观智库注意到不同学者建议的侧重点不同，但大体都是基于刘鹤署名文章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本质的论断，从“提升要素质量”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入手延伸论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肖宏伟等都给出过系统性建议。由于建议繁多且公开可查，故不作赘述。川观智库仅基于受访专家观点和相关专题研究，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围绕“提升要素质量”，川观智库主要就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维度出发梳理政策建议。综合公开研究，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专利等技术要素量大不优、成果转化缺乏清晰的产权界定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有效的配套服务体系。综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楠、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赵静梅、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关负责人等受访者观点，应对前两项挑战，四川或已取得相当进展，或已有长期性、系统性规划，建议四川当前高度关注第三点，即高度重视有效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具体而言，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从推动专业化的中试研发平台建设入手，一方面尽快“上量”，在目前已公开首批2家智能硬件中试研发平台的基础上，扶持更多的专业化中试研发平台；另一方面尽快“拓宽”，拓宽平台服务的产业领域和覆盖的成果阶段。如目前省内平台主要是服务“从样品到产品”，即相对后期阶段的成果转化。在此基础上建议补齐“从论文到样品”，即相对早期阶段成果转化的中试服务短板，围绕该阶段引育中试研发平台。二是从推动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建设入手，鼓励引导高校院所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同时积极探索相关配套改革以解决人员绩效激励问题，以解决当前由于缺乏“既懂市场、又懂科研”的专业复合人才，导致省内机构专业性相对不足的困境。三是从“壮大耐心资本”入手，探索政府产业基金单列管理方式，以此推动延长考核期、完善容错机制等管理举措创新落到实处，提高政府产业基金的风险耐受度，避免其不敢、不想投早期项目。

围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川观智库注意到相较于“提升要素质量”（尤其是推动技术进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政学界往往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对此多位专家建议给予其高度重视。除了它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重要外，和更多涉及慢变量、见效周期更长的“提升要素质量”相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有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取得实效；对地方尤其是基层而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认知和方法论层面相对更为欠缺。为此川观智库针对性梳理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拉动作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就是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刘俏的近期研究明确提出，中国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方式进行的“再工业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坚实的来源。川观智库查阅公开信息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也数次在公开讲话或署名文章中阐述了产业数字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吴滨告诉川观智库，从可行性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创造价值增量，某种程度上它更多是“做大蛋糕”而非“切蛋糕”，因此推进难度相较部分改革而言会更小。具体到四川，作为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31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同时六大优势产业中传统产业占比超70%，产业数字化转型潜力巨大。具体到操作层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毅说，当前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难点在中小企业，建议参考沿海经验，将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诊断免费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尽快落地。此外，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四川高度重视数字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数字技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政策精准度，提高公共数据汇聚治理、共享开放和流通应用水平。川观智库注意到2024年1月出台的《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就将“数字赋能”作为单独章节，围绕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在线政务服务、数据收益凭证登记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第二，建议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产业政策扭曲问题。多位学者谈到同一个担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任务越重，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去主动作为，就越容易出现产业政策扭曲问题，使产业政策背离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公开研究中给出一个解决思路：加快促进相关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与产业挂钩”逐渐转向“与产业的技术创新挂钩”，由此避免过去与产业直接挂钩，导致企业在非市场信号的诱导下扩大生产性投资，进而出现产能过剩等问题。进一步看，产业政策扭曲根源在于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周黎安等多位专家都表达过同一个观点：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文提到近年来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多位专家谈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障碍导致生产要素存在扭曲和错配。孙学工建议地方政府可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率先探索。蔡昉公开谈到，据测算，通过改革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经济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具体到操作层面，多位受访专家提醒，地方要高度重视“劣汰”工作——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使低效率企业、僵尸企业尽快退出经济活动，释放其占有的生产要素，进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第三，建议高度重视“传统提升路径”的挖潜工作。此处“传统提升路径”是指长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路径，即推动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低的产业和地区（如农业和乡村）向生产率相对高的产业和地区（如制造业和城市）转移，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城镇化率提升等。多位受访专家提醒，四川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所处阶段和全国水平有所不同——就工业化而言，全国工业化进程已步入后期，但四川工业化仍处在由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期。就城镇化而言，去年四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超6个百分点。发展阶段的差异，意味着四川在通过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孙学工告诉川观智库，“（全要素生产率）不同增长来源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不要只盯着科技创新，对地方来说就是要因地制宜，尽量发挥出所有增长来源的最大潜力。”

此外，川观智库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公开信息显示，习近平总书记至少3次在公开讲话或署名文章中强调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专家建议四川应在这方面率先探索。（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熊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