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军解读供给侧改革与十大角色转型
历来经济的发展由供需两端共同组成。
侧者，即部位或端也。需求侧包含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及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揭示了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方针与目标，以及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并将成为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旋律。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本次会议具有四大特点：即供给侧改革的措施落地（减税增赤的财政政策组合非常明确）；更加注重预防风险；产能过剩的调节是温和而非激烈的；降低融资成本成为重要任务。会议提及金融部门要“为实体经济让利”，但结构性货币政策优于总量性货币政策。总之，对供给侧管理细节的明确，消除了人们对供给侧改革的担心。这也意味着，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将是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与意义
输入型通缩压力已经存在并将愈发明显。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去过剩产能和债务重组，不良率上升，都对价格上升产生抑制作用，粮价仍有下跌空间，未来通缩压力加大。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国际地缘政治风险较为突出，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在这多重时代背景下，供需端的失衡与再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产总量快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商品供应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出现了供给结构失衡。尤其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一方面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服装等行业供应过剩，大量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存在许多供应和服务短板，如环保能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民生服务和高端产品不足等诸多供应缺失，所以才会出现大量海外市场购买行为。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供给侧改革的整体作用，一是从根基上增加创新动力。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创新总动员与创新大平台。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完成。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与生产效率，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走势产生深远影响。供给侧改革创新内容丰富，政府应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优化产业结构、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大力推进创业创新、提升人力资源、加大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等方面深化供给侧改革。二是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三是从根源上降低杠杆率。去产能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去库存化意味着民生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供给侧改革对金融和国企领域的影响
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转变，从市场需求的深化升级到供给侧的制度改革，正是在一步步实现主动金融战略。国家从资本项目可兑换制、境外人民币存款与期货制度、人民币利率汇率改革、人民币交易结算、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加入SDR等方面，已经根据市场需求侧的变化，在供给侧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与探索。
而在世界经济生态和国际金融体系大变革时期，适应供给侧改革趋势，我国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将完成以十大新角色为特征的转型——
从乙方向甲方的转型。过去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较多处于分包商（即乙方）或中低端领域，现在开始进入总承包商的角色。从法律上来说，甲乙双方是平等的。当好甲方是很不容易的，在经济转型和下行时多行业全方位出现亏损，对产业链中的优势企业及金融机构构成巨大的影响，中国企业既要始终保持和维护良好的甲方地位，防止从甲方又变为乙方，也要防止损害产业链生态环境和利益相关方，在这里去垄断化和发展共享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企业需要提升共享经济与生态经济的能力、债务治理能力、股权债权相关的资本运营能力以及全面风险管控能力。
从制造工程师向金融工程师的转型。工程师喜欢花钱、喜欢规模、喜欢创造奇迹。中国很多基础设施和制造类企业确实取得了规模、创造了奇迹，但要看到这仅仅是一个建造工程师或制造工程师，离一个“金融工程师”、尤其是金融风险的掌控者，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当然，这并不是要企业核心人员都要掌握具体的数学模型去计量金融工程，而是要懂得金融工具的原理与风险控制原则，善于指挥决策。
从实物创造者向价值制造者的转型。从供应商、制造商向综合投资商、营运商的转型，重点是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通过对比中外同类企业的利润率、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和实体杠杆参数等现状，其中中国企业财务杠杆参数的上升就是一个重要警示。在金融端和实体端都要去过度杠杆化，保持合理杠杆的能力水平，通过多种措施降低杠杆的同时提升盈利能力。
从重资产向重资本的思维转型。国有资产管理从国有企业改革经历国有资产改革阶段，正在走向注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阶段。尤其要高度重视实现资本回报的执行力。同时，仍然需要保持企业资产与资本的平衡，防止过度资本化。提升在实践公司战略目标中用好资本、管好资本的能力水平。
从“资本+装备”提供者向“资本+能力”执行者转型。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要既能走得出，又能站得住，还能站得高。在这里中国企业要高度警惕自我膨胀，防止个人与组织的过度泡沫化。在国际经营中要能站住脚，这种谦虚、谨慎、低调、务实的领导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从能力分析型向压力测试型转型。在经济持续低迷时，各种不测因素随时可能发生，中国企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建议企业从集团到每个子公司、每个重大项目和非银金融机构均要做好压力测试，并制定相应措施，要谨防过度理想化。
从过度需求机制分享者向供需平衡的协调者转型。从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正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企业应尽快从偏重需求侧背景下的利益分享者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的积极参与者，实现基础设施领域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标配，在这里单纯的发展需求难以帮助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去过度需求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基础设施行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资源消耗向生态友好转型。中国很多企业的快速发展都是大量依赖资源与能源的高耗能项目，在我们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扰乱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在这里去过度雾霾化将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国内业务中的长期考核目标，也是中国取信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重要标志。这就需要中国企业提高绿色金融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从区域型国际经营者向全球化经营者转型。中国企业很多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经济区域中，有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圈，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资源。要充分利用金融圈来发展全球业务。如肯尼亚作为未来的东非金融中心，有很多资源，肯尼亚对东非的整个辐射力也非常强，做好肯尼亚项目对于中国企业发展中东及东非的业务具有战略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要注意去过度地缘化，加强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中的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从重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转型。金融是种植而不仅仅是收割，在当前资本市场短期行为泛滥的高收割思潮笼罩的环境下，企业金融行为很容易走入低种植高收割的误区。中国企业在投资行为中要警惕各种短期诱惑和欲望的侵蚀，保持正确的红利观，在项目决策和管理中注重长期价值的选择、维护和发展，避免过度收割。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气势磅礴的诗词，正是我国处于转型升级“三期叠加期”的生动写照。“从头越”，必将成为供给侧改革战役成功的关键词。 （陆红军 作者系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李莎莎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微信
微博
客户端
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