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好“绿色”发展路 环保须迈几道坎

  • 2016年07月28日 09时25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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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游仙区沉抗镇绿色美景。环保厅供图

      我省“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快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同时,要围绕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构建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而去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更是将“绿色”作为其中一大发展战略,“绿色”发展之于四川,意义非同一般。

      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四川工作各个方面?在“绿色”发展中,四川环保还有哪些“短板”要补上?还有哪些“肠梗阻”未打通?哪些手段未用好?

      面对各类大大小小不同的“坎”,四川将如何平稳迈过,走向“绿色”?

      一道坎

      转变观念不及时,治理决心不够大,环保投入杯水车薪

      建言〉

      帮助转变观念重在创新帮扶方式、落实替代生计、引导生活行为

      7月26日,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玲带领团队,启动了为期3年的“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试验,拟选择一个县(市区),调动地方政府、干部群众、企业等群体的社会综合创新能力,探索一套既环境友好又富民强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邓玲认为,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发展,但环境是支撑人健康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出了问题好比人生病发烧,必须先退烧,同时又要加快转型发展,清除发烧“病根”。“调研中发现,地方干部对绿色发展理念‘知行不一’现象突出,有的口头说绿色发展,行动仍是GDP至上。”她认为,当前经济下行情况下,我省不少干部只看到环保对发展的管控、约束作用,没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净化、协调和提升作用,缺乏创新思维去实现环保与发展的协同推进。

      “我省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差距长达四五十年。”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以成都举例说,2015年人均GDP基本达到美国1975年水平,但PM2.5浓度(63微克/立方米)比1975年的美国(44微克/立方米)高出许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保没跟上,投入少是关键。”

      “十二五”四川环保投入多少?省环科院有关专家介绍,2010年至2015年,全省各级财政加中央转移支付给环保部门的资金共约190亿元,其中直接用于污染治理的仅50多亿元。“这些资金对我省污染治理是杯水车薪,四川仅水污染治理就需投入2000亿元。”

      四川有没有能力增加环保投入?有关专家分析,2015年我省GDP已突破3万亿元,财政支出近6000亿元。“四川财政已有能力加大环保投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社会资本参与和金融资本支持,可以解决环保投入问题,关键是治理决心。”

      四川环保该投入多少?姜晓亭说,国际公认的环保与发展的资金平衡点是环保投入达到GDP的2%。过去五年四川190亿元的环保投入平均每年30多亿元,仅占GDP 的0.1%左右,这个比例至少应提高到1%,也就是每年300亿元左右,环境保护才有物质基础。姜晓亭说:“这些投入还可带动环保产业,增加经济总量。社会公众也要转变观念,污水处理费等也是环保投入的一部分。”

      如何增强干部群众的环保观念?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原省环保厅副巡视员邵志军认为,帮助干部转变观念,关键要为基层找资源、想办法,提供替代生计,落实到具体的帮扶项目、生活方式的引导上。“在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要建立环保帮扶机制。”

      这方面,宝兴县已作出有益尝试。过去当地群众砍伐天然林增收或用作柴火,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在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协助下,宝兴县政府2012年建立“宝兴县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帮助群众寻找替代生计,推广种植核桃、枇杷等经济作物发展生态农业,有效制止了乱砍树现象,增强了群众的环保观念。“宝兴县创新环保帮扶模式,让群众得实惠的实践,赋予了当地绿色发展的持续动力。”邓玲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把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紧密结合,让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持久的核心动力。她建议,在全社会开展“绿色人生发展规划”活动,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要求,内化为全体人民的具体行动,并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推进。

      二道坎

      环保制度未全部落实逗硬,社会监督机制未充分建立

      建言〉

      对县(市区)落实区域限批,PPP项目建立第三方评估和社会参与机制

      “十二五”以来,我省完善各项环保制度,并通过多种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促进环保主体责任的落实。

      邵志军认为,我省环保制度的制定逐渐趋于健全,经济扣缴制度落实较好,但需进一步逗硬追责和惩罚制度。我省多次强调“完不成环境改善目标任务、问题突出、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将实施区域限批”。每年都有个别市(州)完不成目标任务,但至今未有区域限批的案例。

      区域限批,是某个区域环境污染严重,环保部门在某个时期内对该区域不予批复建设项目的惩罚性措施。省环保厅副厅长李岳东认为,对市(州)全域不批项目的经济影响较大,但对于未批先建等严重违反环评法的行为、连续几年未完成环境改善目标任务的县(市区),应执行环评限批,整改到位的可及时解除限批。

      同时,环保相关制度涉及环保、林业、住建、水利等多部门,有的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矛盾,难以落实。邵志军建议,上一级党委政府对因“部门打架”难落实的环保制度进行梳理,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让制度衔接顺畅、配套合理、落实到位。

      新环保法实施后,我省各级环保部门明显加大执法力度,但个别市(州)执法仍旧偏软。据省环保厅统计,今年1-6月成都、绵阳、广安的市本级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较多,宜宾、凉山仅1件,南充、雅安为零。

      弥补环境“短板”,还需完善社会监督制度。我省正掀起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的PPP项目高潮。对此,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原省环保厅副厅长谢天担忧:“当前打着央企、国企名义以PPP模式‘跑马圈地’拿大项目的情况,在全国公共事业领域不时出现,一些地方只注重企业牌子响亮、资金雄厚,对于是否有足够技术和人才缺乏详细调研,有的签订长达数十年的协议,而对治理效果又缺乏有效监督手段。若数年达不到治理效果,损失将由全社会买单。”

      谢天说,更需警惕一些合作方涌进成本较低、治理难度不大的城市污染治理项目,不啃农村污染治理“硬骨头”,给政府留下“烂摊子”。“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选择PPP项目合作对象,央企、国企、民企都可考虑,重在科学论证。”

      如何建立PPP项目社会监督机制?省环科学会副秘书长胡颖铭提出,当地政府应聘请第三方机构全程评估,前期评估拟合作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治理案例、环境信用等,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交当地人大讨论,还可召开听证会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合作期间,针对约定的每个阶段性目标跟踪评估治理绩效。“公共参与、科学决策,也减轻了决策者个人被追责的风险。”

      三道坎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手段不充分,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场机制不完善

      建言〉

      明确城市空气达标年限,节水与治水并重,设立环保基金集中用好环保投入

      目前,我省已将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作为“十三五”环保工作中心任务。三大污染防治战役怎么打?李岳东认为,应适时改变战役组织模式,增加防治手段,完善市场机制,尤其水污染治理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过去环保投入分散在环保、发改委、经信委、水利等多部门,‘撒花椒面’治水有一些成效,但急需尽快改善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最好是各流域从上游到下游逐级整治,治理一个就治好一个,这需要集中资金力量。”李岳东建议,推行按流域整治模式,由省、市(州)政府挂牌整治;整合各部门流域治理资金及社会资金,调动企业和城乡居民积极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五年消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

      如何集中各项环保投入?谢天建议,设立环保基金,成立投资公司运作具体项目,采取第三方治理等模式,解决重大污染难题。

      针对跨区域流域治理,李岳东认为,建立具有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至关重要,跨市(州)流域由省上协调建立,跨县市区流域由市(州)建立。

      2009年南充市治理西充河流域效果不佳,之后成立西充河治理办,西充县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县区及相关部门共同治理,2015年第一阶段治理目标完成,实现水清岸绿。

      省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田庆华指出,治水应与节水和提高排放标准相结合。农业漫灌方式浪费水资源突出,他建议农业部门加大滴灌、喷灌推广力度。“四川工业取水程序少、价格低,应提高用水价格促进企业节水,提高排放标准促进中水回用。”田庆华建议,在岷江和沱江提高工业排放标准,参照北京、广东等省市标准并结合四川省情,排污大、耗水多的关键行业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提标应明显高于现行标准,但可以比地表水四类标准略低。“目前我省大气污染依然偏重。”李岳东说,川西、川南、川东北大气总体污染程度已超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大气联防联控机制已建立,但责任和任务没完全落实。我省要求尚未达标的城市空气质量五年明显改善、十年总体达标,但具体达标年限没确定。

      李岳东建议,已达标的马尔康、康定、西昌、攀枝花、广元5城市要巩固达标成效,接近达标的巴中、雅安、绵阳争取两三年达标,其余城市明确达标年限,自加压力,尽快达标。

      我省已淘汰大量落后产能,有的地方该关的企业关完了,再抓工业治污怎么抓?“大气治理的手段没有穷尽,要拓展思路。”李岳东提出,关停企业并非唯一手段,比如电厂可瞄准“超低排放”标准进一步减排。各地还可根据环境容量的季节性差异,实施工业调度生产,在空气质量不好有可能出现重污染时及时调度,包括实行机动车限行措施等。

    责任编辑: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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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绿色”发展路 环保须迈几道坎

  • 2016年07月28日 09时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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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游仙区沉抗镇绿色美景。环保厅供图

      我省“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快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同时,要围绕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构建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而去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更是将“绿色”作为其中一大发展战略,“绿色”发展之于四川,意义非同一般。

      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四川工作各个方面?在“绿色”发展中,四川环保还有哪些“短板”要补上?还有哪些“肠梗阻”未打通?哪些手段未用好?

      面对各类大大小小不同的“坎”,四川将如何平稳迈过,走向“绿色”?

      一道坎

      转变观念不及时,治理决心不够大,环保投入杯水车薪

      建言〉

      帮助转变观念重在创新帮扶方式、落实替代生计、引导生活行为

      7月26日,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玲带领团队,启动了为期3年的“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试验,拟选择一个县(市区),调动地方政府、干部群众、企业等群体的社会综合创新能力,探索一套既环境友好又富民强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邓玲认为,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发展,但环境是支撑人健康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出了问题好比人生病发烧,必须先退烧,同时又要加快转型发展,清除发烧“病根”。“调研中发现,地方干部对绿色发展理念‘知行不一’现象突出,有的口头说绿色发展,行动仍是GDP至上。”她认为,当前经济下行情况下,我省不少干部只看到环保对发展的管控、约束作用,没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净化、协调和提升作用,缺乏创新思维去实现环保与发展的协同推进。

      “我省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差距长达四五十年。”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以成都举例说,2015年人均GDP基本达到美国1975年水平,但PM2.5浓度(63微克/立方米)比1975年的美国(44微克/立方米)高出许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保没跟上,投入少是关键。”

      “十二五”四川环保投入多少?省环科院有关专家介绍,2010年至2015年,全省各级财政加中央转移支付给环保部门的资金共约190亿元,其中直接用于污染治理的仅50多亿元。“这些资金对我省污染治理是杯水车薪,四川仅水污染治理就需投入2000亿元。”

      四川有没有能力增加环保投入?有关专家分析,2015年我省GDP已突破3万亿元,财政支出近6000亿元。“四川财政已有能力加大环保投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社会资本参与和金融资本支持,可以解决环保投入问题,关键是治理决心。”

      四川环保该投入多少?姜晓亭说,国际公认的环保与发展的资金平衡点是环保投入达到GDP的2%。过去五年四川190亿元的环保投入平均每年30多亿元,仅占GDP 的0.1%左右,这个比例至少应提高到1%,也就是每年300亿元左右,环境保护才有物质基础。姜晓亭说:“这些投入还可带动环保产业,增加经济总量。社会公众也要转变观念,污水处理费等也是环保投入的一部分。”

      如何增强干部群众的环保观念?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原省环保厅副巡视员邵志军认为,帮助干部转变观念,关键要为基层找资源、想办法,提供替代生计,落实到具体的帮扶项目、生活方式的引导上。“在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要建立环保帮扶机制。”

      这方面,宝兴县已作出有益尝试。过去当地群众砍伐天然林增收或用作柴火,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在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协助下,宝兴县政府2012年建立“宝兴县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帮助群众寻找替代生计,推广种植核桃、枇杷等经济作物发展生态农业,有效制止了乱砍树现象,增强了群众的环保观念。“宝兴县创新环保帮扶模式,让群众得实惠的实践,赋予了当地绿色发展的持续动力。”邓玲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把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紧密结合,让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持久的核心动力。她建议,在全社会开展“绿色人生发展规划”活动,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要求,内化为全体人民的具体行动,并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推进。

      二道坎

      环保制度未全部落实逗硬,社会监督机制未充分建立

      建言〉

      对县(市区)落实区域限批,PPP项目建立第三方评估和社会参与机制

      “十二五”以来,我省完善各项环保制度,并通过多种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促进环保主体责任的落实。

      邵志军认为,我省环保制度的制定逐渐趋于健全,经济扣缴制度落实较好,但需进一步逗硬追责和惩罚制度。我省多次强调“完不成环境改善目标任务、问题突出、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将实施区域限批”。每年都有个别市(州)完不成目标任务,但至今未有区域限批的案例。

      区域限批,是某个区域环境污染严重,环保部门在某个时期内对该区域不予批复建设项目的惩罚性措施。省环保厅副厅长李岳东认为,对市(州)全域不批项目的经济影响较大,但对于未批先建等严重违反环评法的行为、连续几年未完成环境改善目标任务的县(市区),应执行环评限批,整改到位的可及时解除限批。

      同时,环保相关制度涉及环保、林业、住建、水利等多部门,有的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矛盾,难以落实。邵志军建议,上一级党委政府对因“部门打架”难落实的环保制度进行梳理,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让制度衔接顺畅、配套合理、落实到位。

      新环保法实施后,我省各级环保部门明显加大执法力度,但个别市(州)执法仍旧偏软。据省环保厅统计,今年1-6月成都、绵阳、广安的市本级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较多,宜宾、凉山仅1件,南充、雅安为零。

      弥补环境“短板”,还需完善社会监督制度。我省正掀起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的PPP项目高潮。对此,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原省环保厅副厅长谢天担忧:“当前打着央企、国企名义以PPP模式‘跑马圈地’拿大项目的情况,在全国公共事业领域不时出现,一些地方只注重企业牌子响亮、资金雄厚,对于是否有足够技术和人才缺乏详细调研,有的签订长达数十年的协议,而对治理效果又缺乏有效监督手段。若数年达不到治理效果,损失将由全社会买单。”

      谢天说,更需警惕一些合作方涌进成本较低、治理难度不大的城市污染治理项目,不啃农村污染治理“硬骨头”,给政府留下“烂摊子”。“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选择PPP项目合作对象,央企、国企、民企都可考虑,重在科学论证。”

      如何建立PPP项目社会监督机制?省环科学会副秘书长胡颖铭提出,当地政府应聘请第三方机构全程评估,前期评估拟合作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治理案例、环境信用等,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交当地人大讨论,还可召开听证会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合作期间,针对约定的每个阶段性目标跟踪评估治理绩效。“公共参与、科学决策,也减轻了决策者个人被追责的风险。”

      三道坎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手段不充分,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场机制不完善

      建言〉

      明确城市空气达标年限,节水与治水并重,设立环保基金集中用好环保投入

      目前,我省已将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作为“十三五”环保工作中心任务。三大污染防治战役怎么打?李岳东认为,应适时改变战役组织模式,增加防治手段,完善市场机制,尤其水污染治理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过去环保投入分散在环保、发改委、经信委、水利等多部门,‘撒花椒面’治水有一些成效,但急需尽快改善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最好是各流域从上游到下游逐级整治,治理一个就治好一个,这需要集中资金力量。”李岳东建议,推行按流域整治模式,由省、市(州)政府挂牌整治;整合各部门流域治理资金及社会资金,调动企业和城乡居民积极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五年消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

      如何集中各项环保投入?谢天建议,设立环保基金,成立投资公司运作具体项目,采取第三方治理等模式,解决重大污染难题。

      针对跨区域流域治理,李岳东认为,建立具有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至关重要,跨市(州)流域由省上协调建立,跨县市区流域由市(州)建立。

      2009年南充市治理西充河流域效果不佳,之后成立西充河治理办,西充县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县区及相关部门共同治理,2015年第一阶段治理目标完成,实现水清岸绿。

      省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田庆华指出,治水应与节水和提高排放标准相结合。农业漫灌方式浪费水资源突出,他建议农业部门加大滴灌、喷灌推广力度。“四川工业取水程序少、价格低,应提高用水价格促进企业节水,提高排放标准促进中水回用。”田庆华建议,在岷江和沱江提高工业排放标准,参照北京、广东等省市标准并结合四川省情,排污大、耗水多的关键行业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提标应明显高于现行标准,但可以比地表水四类标准略低。“目前我省大气污染依然偏重。”李岳东说,川西、川南、川东北大气总体污染程度已超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大气联防联控机制已建立,但责任和任务没完全落实。我省要求尚未达标的城市空气质量五年明显改善、十年总体达标,但具体达标年限没确定。

      李岳东建议,已达标的马尔康、康定、西昌、攀枝花、广元5城市要巩固达标成效,接近达标的巴中、雅安、绵阳争取两三年达标,其余城市明确达标年限,自加压力,尽快达标。

      我省已淘汰大量落后产能,有的地方该关的企业关完了,再抓工业治污怎么抓?“大气治理的手段没有穷尽,要拓展思路。”李岳东提出,关停企业并非唯一手段,比如电厂可瞄准“超低排放”标准进一步减排。各地还可根据环境容量的季节性差异,实施工业调度生产,在空气质量不好有可能出现重污染时及时调度,包括实行机动车限行措施等。

    责任编辑: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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