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孙　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从苍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出土填补历史空白。体量巨大的青铜神树、庄严神秘的青铜面具等独特文物，昭示着3000多年前的中国西南，古蜀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时隔30多年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首批出土文物达500余件，预计6座新发现祭祀坑的出土文物将远超1、2号祭祀坑。

本轮发掘对认识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怎样的推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何意义？未来还有哪些工作值得关注？业内专家发表了看法。

内行眼中的门道

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记者：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们在现场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孙华：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第一次面世，当时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我们过去都看惯了中原的青铜容器、各种坛坛罐罐，突然发现了青铜人像、神像以及动物形象，感到很吃惊，因为中国以前好像不铸造这些东西。当年发掘只发现了2座坑，这次一次性发掘6座，或许能复原出埋藏的很多器物。比如神树，神话传说中是3种，要是能复原出不一样的3种神树，那就和神话环环相扣了。

在三星堆发现坑的这片区域，是古蜀国的祭祀区显然没有问题。这次发掘，不仅坑的数量增加，并且对周边进行了详细勘探。这里可能是当时的神庙或者宗教场所，发掘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的内部空间，了解3000多年前的礼仪场所是怎么回事。这次发掘对完整认识三星堆时期古蜀人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宇宙观，以及认识这批坑的性质，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我认为三星堆的两次发掘，不仅在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重要发现。

记者：此次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备受瞩目，作为业内专家，是一种什么心情？

赵从苍：发现丰富、收获重大、让人震撼！当发掘场景映入眼帘时，我感觉考古人员就像医院ICU病房的医生在做无菌操作。不仅新发现6座祭祀坑，而且文物既有顶尊跪坐人、圆口方体铜尊等新种类，象牙也超出上次发现的数量。这次考古发掘与文保并重、科研先行、开放合作的工作模式，一定会对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产生积极的借鉴和导引作用。

施劲松：三星堆的新发现确实令人振奋。结合近几十年的发现可以看到，三星堆当时青铜文化的发达，与中原商文化相比毫不逊色。1986年1、2号祭祀坑及后来川渝地区的发掘，已经揭示出在川渝地区存在着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早期国家，改变着国人的历史观，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以前，我们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四川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都很边缘。正因为有了三星堆等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用区域角度看各地文明和文化资源的关系。

发掘成果的最大价值

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

记者：这次的发掘成果，学术界认为最大价值是再次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三星堆及以它为代表的巴蜀文化考古发掘，从哪些角度可以证明？

张昌平：经考古界多年研究，目前我们已经能比较清楚地了解三星堆的文化内涵。人像、面具、神树这些器物类别代表了本土的独特创造；牙璋主要来自夏商文化；尊、罍等青铜容器，在文化面貌上是中原文化的东西，但新器型的创意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

这次祭祀区的发掘，再度发现了这些文化交流的有意思之处。比如中原文化的云纹，在这里放大作为三星堆符号；长江中下游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兽头挂在肩部，这次3号坑发现的几件文物也能看到这种特点。这些文化特征很有意思：这些青铜容器看上去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却形成了与中原文化不一样的东西。

三星堆即使在本地风格特别浓厚的器物上，都有鲜明的中原文化印记。虽然三星堆与中原相隔千里，但有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会突破空间距离。这种认同感，便是日后秦统一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

李水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区域环境相对封闭、宗教信仰和技术体系相对独特的地区。它在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与华夏文明的碰撞融合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巴蜀文明在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和民族迁移中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及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尤其是连接东南亚的龙头。所以加强对巴蜀地区考古文化研究，是早期中国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川渝地区的古代文化同样属于中华文明，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探索方向

不妨对成都平原进行大范围大视野的考古调查

记者：即使这次发现了6座祭祀坑，三星堆依然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未来，三星堆还应从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王仁湘：三星堆的田野考古做得很不错，未来相关课题研究可以继续深化。比如三星堆建城为何选择经常遭遇水患之处，后来又是什么原因废弃。三星堆现在发现了三重城圈，我个人认为这应该只是一个功能分区，外圈还不够大，真正的三星堆城圈，还可以再往外找找。此外，大家关心的三星堆时期的古蜀王陵在哪里等问题，我们的考古人员应该考虑到，并展开相应调查。

施劲松：对于新发现的祭祀坑，我们还是希望带着问题进行发掘。如果是祭祀坑，祭祀对象、目的是什么？谁来进行祭祀？我们需要力求回答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三星堆的祭祀区域不是孤立的。三星堆遗址里还应该有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以及这些器物的使用之处。所以，三星堆还有很多需要关注的方面，这些未来的发现可以相互关联。

还可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本地诞生的基础，即究竟是什么条件孕育出这样一种独特文化？往上，可以在早期宝墩文化方面做做工作；往下，金沙遗址的研究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金沙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如何接续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需要更多材料。

此外，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和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相同相近，但它们之间文化是怎么联系的，同样也不清楚。东周以前的川西和长江中游之间或者和其他区域之间，还缺乏像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这样的桥梁，期待未来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赵从苍：对三星堆的认识，可以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对成都平原进行大范围、大视野的考古调查，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客观更科学地认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对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以前甚至出现“外星文化”的臆想。如果我们把三星堆放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背景下研究，可能会更顺利深入。我建议三星堆未来可以关注分子人类学研究。根据DNA遗传现象分析，展开人类起源、民族源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层次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有一天三星堆的墓葬被大量发现，就可以顺藤摸瓜。 （记者 吴晓铃 薛维睿 吴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