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十年 四川非遗连跳“四级”
自2003年10月诞生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经走过十年历程。十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新词汇，成为一个全球话题，而连续举办四届国际非遗节的成都，见证并记录了非遗保护的践行之路。
6月16日，“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纪念《公约》通过十周年”在成都落幕并通过《成都展望》。自2003年10月诞生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经走过十年历程。十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新词汇，成为一个全球话题，在全世界撬动了一场文化抢救行动。
而连续举办四届国际非遗节的成都，见证并记录了非遗保护的践行之路：从2007年《成都宣言》中的“刻不容缓”，到2009年《成都共识》的“义不容辞”；从2011年《成都倡议》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今年《成都展望》中的“建立健全机制”……成都国际非遗节刻下了非遗保护的每一个重要印记。
第1级：抢救
被救到自救，走出深闺入人心
“我就是非遗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有着26年蜀绣绣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孟德芝说。
“2005年冬天的成都，天气特别冷。”这是有26年蜀绣绣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孟德芝的日记。当年10月，成都最后一家蜀绣工厂成都蜀绣厂改制，全厂职工买断工龄、藏起了银针。
孟德芝没有气馁，她借钱租下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办起了绣房。那一年的12月，孟德芝接到通知，为蜀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备材料。“第一次听到非遗，还不知道是啥东西。”孟德芝笑着说。
此时，距离我国加入《公约》刚刚过去一年。非遗还是个新鲜词。
很快，孟德芝就感受到了非遗带来的连锁效应：2006年初，成都市金牛区资助孟德芝创办了蜀绣大师工作室；5月，蜀绣跻身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一举成为年度十大热词；2006年10月，刚刚开街的文殊坊邀请孟德芝入驻，一批下岗的绣工纷纷捡回了绣花针……“政府越来越重视，蜀绣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孟德芝说，如果没有非遗保护，自己可能已经丢掉绣花针了。
自2007年开始举办的成都国际非遗节上，孟德芝次次都会带着绣花针上阵。“国家给了这么好的政策，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自己也得争气。”孟德芝说。
抓住非遗保护的契机，孟德芝和绣工们也开始积极自救，向非遗保护带来的社会效益要经济效益。“我们对蜀绣产品进行创新，绣品从过去简单的花鸟、人物扩展到四川人文景观、中国名画、卡通人物等多种题材。”孟德芝告诉记者，2006年公司刚成立，第一笔订单只有几千元，现在公司年产值达500万元。
蜀绣这10年来的经历其实是很多非遗项目，尤其是传统工艺美术项目的缩影。
对于中国非遗保护的变化，日本文化厅非遗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处前负责人爱川纪子一直看在眼里：“10年前，我对中国昆曲等非遗项目的保护还存有担忧，但《公约》形成后，这些项目的现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用最朴实的一句话，孟德芝回应了爱川纪子的感触：“我不清楚《公约》的详细条款，但是我就是非遗保护的最大受益者。”
第2级：保护
从单项到整体，成都打造“非遗生态圈”
行走在“成都市非遗手工技艺主题街区”，每走两步，就能遇见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和大师。
6月16日，成都漆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尹利萍起了个大早。这一天，是尹利萍的成都漆艺厂大师工作坊在文殊坊开业的好日子。
整齐的发髻、合身的长裙，尹利萍说，吸引自己落户的，是文殊坊的“非遗气场”。“文殊坊街区专门设置了一条‘成都市非遗手工技艺主题街区’，很多非遗项目和国家级传承人都在这里开设了个人工作室和卖场。”
就在尹利萍落户文殊坊的两天前，6月14日，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纪念《公约》通过十周年”开幕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在主题演讲中说：“从2001年5月18日昆曲艺术名列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初始的比较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进入了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
文殊坊和落户这里的传承人，是这段发言的最好见证。
今年2月3日，文殊坊“成都市非遗手工技艺主题街区”开街，散落各地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在此集体安家，俨然形成了一个聚项目聚人气的“非遗生态圈”。
行走在“成都市非遗手工技艺主题街区”，蜀锦、蜀绣、漆器、银花丝、竹编、藏织羌绣……街道两侧的大师工作室鳞次栉比：蜀绣国家级大师郝淑萍、孟德芝，成都漆艺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杨莉、宋西平，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道安……每走两步，就能遇见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和大师，他们在这里展示、传习、生产、销售，如同一个个活力四射的非遗“孵化体”。
从单个项目单独打拼到集团作战，从抢救个体项目到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非遗文化生态，文殊坊的“整合”路径正暗合了中国践行《公约》实施非遗保护的道路。在6月16日的讨论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在发言中说：“中国政府在推动非遗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从这样一个机制的设计上就能看出中国政府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性的考虑。”
以整体保护为出发点，践行《公约》十年来，中国非遗保护成绩斐然：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国家传承人名录公布制度，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认定了四批1916名代表性传承人；2011年2月，我国首部《非遗法》颁布，标志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走上依法保护阶段。
第3级：传承
从大师到个人，人人都是传承人
在非遗园区，几乎每个非遗项目都设置了互动体验活动，非遗园区之外，大师们也都在忙着“开枝散叶”。
6月16日中午12点，在长达三天的商讨之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的会议文件《成都展望》正式出炉。
这份长达4页的会议文件代表了绝大部分与会嘉宾的观点与共识。手持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咨询机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亚太地区培训专家拉胡尔·高斯尔米告诉记者，过去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下一个十年，非遗保护工作的走向应该向两个方面纵深：“一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应该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非遗传承中来。”
爱川纪子表示，在过去十年非遗保护中，世界各地都比较强调“大师”。“非遗的传承更应该多元和多重传播，特别是从大师到个人的多层次传播。”
“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本届非遗节的主题，也是各项活动的关键点。在非遗园区，几乎每个非遗项目都设置了互动体验活动，游客们不仅能够亲身体验提线木偶、一秒变脸、隔空翻书等20多项互动活动，还可以画糖画、捏面人、编竹编、剪纸，在传承人的带领下动手学做非遗。
非遗园区之外，大师们也都在忙着“开枝散叶”。尹利萍敲定了去四川博物院为公众开展免费讲座的行程；孟德芝的蜀绣拜师仪式即将举办。“2007年6月，针对下岗女工我开办了首期蜀绣技能培训班，先后在郫县、都江堰、绵竹等地开设绣坊，这次有30名初级学徒将正式向中级和高级技师拜师。”孟德芝说。
同样的声音也在会场内传递，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所言：“非遗不是大师的非遗，是每个人的非遗。非遗不止是大师可以传承，人人都可以传承。”
第4级：经验
从“5·12”到“4·20”，灾难催生非遗新生
四川人民在全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同时，即时抢救和保护灾区非遗，为保护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008年应对‘5·12’汶川特大地震时，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已经过去5年，非遗保护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所起到的作用依然被吕品田所津津乐道。
“在地震废墟前，羌族同胞用传统舞蹈举行一种神圣的仪式，来重新唤起建设他们自己家园的信心和勇气。与此同时，他们还运用羌绣等传统手工技艺来进行灾后自救。”吕品田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被纳入灾后重建规划。向全国“借脑”，四川迅速建起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探索积极应对灾难、抢救非遗、恢复文化生态的新途径。
灾难原来也可成为保护非遗的契机——在2009年举行的第二届成都国际非遗节上，与会代表发出这样的感叹。匈牙利代表拉卡托斯认为，“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在抢救非遗方面的务实行动，为世界各国作出了表率。
这样的经验，传递到了2013年，四川人民在全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同时，即时抢救和保护灾区非遗，为保护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4·20”芦山强烈地震后，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震后半月，有“中国砂器第一乡”之称的荥经县六合乡古城村里，一间间作坊已经重新升腾起熊熊炉火。
地震让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庆平的“朱氏砂器”损失上百万元，惋惜之余，朱庆平告诉记者，正是这场灾难，成为自己的产业提前实现技术升级的契机。“以前老作坊的生产模式的确不行，这次地震损失这么大，就是一个教训。”朱庆平说，自己打算尝试新路子去恢复灾后生产，并把档次搞上去，向国际市场进军。
化危为机，让灾难成为拐点。直到今天，对于全世界而言，“四川经验”依然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记者 张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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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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