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 从临危避险到预防避让
两条一公里长的主街道，数百栋崭新的楼房——8月25日，映秀新镇的清淤工作基本完成。站在留下泥石流痕迹的青瓦白墙旁，映秀镇老街村村民伍萍的脸上重新绽放笑容。
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山洪泥石流灾害具有很强的突发性、隐蔽性、破坏性，而“5·12”汶川特大地震更加重地质灾害的破坏性：不仅是数量激增，全省地震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从震后应急调查出的8000多处，两年内经过10余次大规模专项调查、排查、详查和复查工作，猛增至28000多处；而且更是灾害破坏性的升级，众多沟谷同时暴发，灾害启动门槛大大降低，启动时间大大减少，破坏力大大加强，洪涝等新的次生灾害增多。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四川再次创造奇迹。8月12日以来，全省受灾区域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安置群众约58.2万人，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员伤亡。
“5·12”汶川特大地震敲响警钟。人民安危高于一切！震后两年多来，四川更加重视地震次生灾害防治，更加注重科学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从临危避险到预防避让，避免发生重大人员伤亡。
在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特殊大考中，四川交出的出色答卷，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科学防灾减灾体系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也是对未来的昭示：在与自然灾害的角力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是多么重要。
主动力机制：政府主导是最大“推手”
□决策者的重视，演化为对全社会参与防灾避灾的高压力，而这种高压力，最终成为整个科学防灾避灾体系中的核心机制——主动力机制形成的最大“推手”
□专家撰文指出：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8月23日，“8·13”清平特大山洪泥石流暴发第11天，省民政厅公布数据：全省受灾区域已累计转移临时安置群众58.2万人。
58.2万人，相当于全省此次受灾人数的1/10。他们，是距离灾难威胁最近的“1/10”，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的城乡居民。
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
那一天，居住在北川老县城的1700位居民躲过了地震的摇晃，却没能躲过王家岩大滑坡，瞬间罹难。
那一天，青川县东河口的780位村民，消失在滑坡碎屑流的滚滚浪潮中。
那一天，都江堰至汶川的国道213线上，数以千计的崩塌、滑坡吞噬过往车辆，数千人失踪。
据不完全统计，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因地震诱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直接或间接死亡、失踪人数，占总死亡、失踪人数的1/3。
地震还留下数以万计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即使在降水量正常和偏少的年份，由于地震灾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地质灾害也可能呈频发态势。”气象专家带来一个数字：2009年，四川地震灾区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24%，而相较上年，全省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却上升39.8%。
2010年，曾经破碎的龙门山断裂带迎来更严峻的考验。
映秀、龙池、清平、青川……从南至北，暴雨如注。
“幸好转移得早！”2010年8月17日，躲过“8·13”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清平乡湔沟村村民王开茹，在描述与灾难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时，心有余悸。
2010年8月，四川地震灾区降雨量高出去年同期1.62倍。就连地质专家都感叹：“此次地震灾区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刷新了关于山洪泥石流灾难的认知经验和技术参数，防不胜防。”
然而这一次，四川却创造了奇迹：没有出现重大人员伤亡。
原因何在？
“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我们记住了桑枣中学的故事；两年后，四川出现了无数个‘桑枣中学’。”在一家中文网站上，一位名叫“两两相忘”的网友说。
地震发生后的1分36秒内，2300名师生按既定路线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无一伤亡——这是两年多以前发生在桑枣中学的故事。“2010版”的“桑枣故事”，则演绎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传奇：在灾害来临前，几十万群众得到安全转移。
从2300人到58.2万人——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灾难，最能考验决策者临灾瞬间的判断力和决策力，那么漫长而大规模的抗击灾害的过程，则是对决策者前瞻能力和智慧的综合考量。
不同的“桑枣故事”，见证了同样的从容。这种从容，不是对灾难的藐视，而是尊重自然、进而主动作为的自信与坦然。
“加强对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防，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第一时间赶赴抗震救灾一线。随行人员记得，总书记的目光曾久久停留在伤痕累累的山体上，他一再嘱咐，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都要监测起来。
2008年6月16日，震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在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专题研究地质灾害防治。
地质灾害防治，纳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轨道。
2008年5月，7个省（市、区）的800多名地质专家，赶赴四川灾区。一个月后，一份涉及四川42个地震受灾县(市)的地质灾害综合评估报告，呈送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政府。报告详尽罗列了1362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因汶川特大地震而新增的隐患点，就有5000多处。
因为这份震后四川地质灾害的“体检单”，灾后恢复重建得以在“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在地震灾后重建时，绵竹市清平乡根据地质特点科学规划筹建集中居住点，受灾农户集中搬迁统规自建，相对过去农民分散居住，这次山洪泥石流灾害中预警时效和转移速度大大提高，避险成功率大幅提升。当地村干部感叹：“要不是集中居住，伤亡人数肯定增加。”
凡是在有人类工程活动的地方选址，都需进行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灾后恢复重建中，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循着这根“红线”，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布局，被划分为“适宜重建”、“适度重建”和“生态重建”。曾经居住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内的上万户群众，被转移搬迁安置。
因为这份震后四川地质灾害的“体检单”，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最大规模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拉开序幕——
2008年9月23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布，与其同步“出炉”的，还有一份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
规划确定的2万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有2000多处被率先列入重大隐患继续治理的工程名单。截至今年7月底，42%的工程竣工。此次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已建成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筑起了一道道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安全墙”。
仿佛是一种回答，更像是一种检验——
一年前的9月24日，北川县陈家坝、擂鼓、曲山等多个乡镇暴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洪水裹挟着泥石流，冲进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的板房，造成14人罹难。
一年后，更大的暴雨来袭。北川却无恙，曾经肆虐的陈家坪泥石流，被一道高达8米的挡沙坝拦住去路；曾经咆哮的凤凰山泥石流，在人类的治理下驯服地低下了头。
不仅是北川，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地质灾害，在滔滔山洪中，震后重建的房屋坚强挺立；在滚滚泥石流间，震后重建的道路成为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城镇在浸泡后得以及时恢复，河流在改道后得到快速复归……灾后恢复重建成果，经受了检验并得以最大程度保全。
仿佛是一种回答，更像是一种检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反复强调，灾后恢复重建，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从“敬”中发现规律，得到宝贵智慧；从“畏”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多次要求，立体防御，做到保险保险再保险。
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多次强调和研究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省重建委就地质灾害防治作过两次专题研究，省政府召开地质灾害防治专题研究会9次、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5次，针对不同时期地质灾害防治的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先后发出各类文件通知18份。
在省国土资源厅的记录里，留下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省领导就地质灾害防治，共作出9次批示；2009年，省领导批示的数量，增至39次；而在2010年1-8月的短短8个月里，这一数字就被改写成77次。
人们发现，每一次批示，或是经验的推广，或是教训的反思，其结果，都是防灾避灾认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从“政府主导”扩展至“全民参与”，从“临灾避险”前移至“预防避让”。
决策者的重视，演化为对全社会参与防灾避灾的高压力，而这种高压力，最终成为整个科学防灾避灾体系中的核心机制——主动力机制形成的最大“推手”。
就在特大山洪泥石流袭来的3天前，2010年8月10日，在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紧急电视电话会上，一位县长被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提醒并拜托，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的防范避让。为什么？因为这位县长所在的县，地质灾害易发。3天后，该县数千人因为得到及时的安全转移，躲过了灾难的袭击。
就在特大山洪泥石流袭来前的几小时，2010年8月12日下午，省国土资源厅约谈县城和重要集镇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的26个县（市）政府负责人，要求对地质灾害隐患展开再排查，绵竹清平文家沟、都江堰龙溪河流域等都在重点提醒之列。
仿佛是一种回答，更像是一种检验——
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机舱内手执地图的画面，让无数人追问：为什么在震后第一时间，总理没有拿到一张更清晰的灾区航拍图？
两年后，就在“8·13”清平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当天，实施救援任务直升机，已经可以凭借一张精确的航拍地图，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
迅捷的应急反应，折射出强大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分层级、分系统联动防灾的机制为保障的。
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来临前夕，气象部门先后6次发出重要天气警报、7次发出暴雨橙色或黄色预警信号；省、市（州）发出的预警在第一时间传达至乡、村、组、户、施工现场；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抵达灾区。灾后6天，受灾乡镇恢复供电；灾后9天，映秀镇防洪堤主体工程主体完工；灾后10天，通往灾区的两条“生命线”抢通。
处变不惊，沉着应对。专家撰文指出：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防控机制：专业力量与民间力量有效组合是重要策略
□专业体系半径扩大的过程正是专业防灾体系向全民防灾体系转化的过程，也是对灾害重新认识和对内部防灾潜力进行挖掘以及整合利用的过程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进而带来了全民参与，专业力量与民间力量的有效组合成为四川独创防灾体系的标志性特点
8月21日，一套价值百万元的设备从北京紧急空运至映秀。这套汇集了雨量自动报警仪、冲击波泥石流自动报警仪等众多领先技术的监控系统将被安装在袭击映秀新镇的元凶——红椿沟泥石流沟内，它将与红椿沟沟口设置的24小时人工观察哨“互成犄角”，密切监视泥石流的一举一动。
先进的地质灾害预警装备加上肉眼盯防，成为四川震后特殊的地质环境条件下应对地质灾害发生的特殊组合。这样的组合并不鲜见，遍布灾区的2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让任何一种单一的应对经验和机制都显得单薄，必须采用更为复杂的“组合拳”。
组合拳的第一招出拳方向明确——工程治理。按照规划，震后我省将要治理超过2300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这一任务到今年7月底已经完成了42%。
“治与不治大不一样。”北川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龚安虎感触很深，已完工的65个治理项目让曾经处于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在今年汛期睡了个安稳觉。曾经在2008年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还有滑坡面积16.8万平方米的麻柳湾泥石流沟，体积1640万立方米的凤凰山滑坡群，这些重大隐患点都因工程治理而在近期的强降雨中安然无恙。
工程治理效果明显，但其发挥的空间还是相当有限。相关资料显示，2300多处地质灾害治理尽管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的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但其数量仍然只占我省地震灾区已调查出隐患点的10%左右。只有在危险程度、威胁对象以及治理的技术可能性和经济适用性等多方面“胜出”的隐患点，才能“脱颖而出”获得率先治理的资格。
对所有的灾害隐患点进行治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在一次灾后恢复重建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香港学者介绍了香港的防灾经验。1994年以前，香港也曾主要用工程治理去缓解滑坡风险，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之后全面启动的“滑坡风险管理”，将单纯的工程治理向预防、预警、宣传教育、提供公众资讯服务和紧急应变措施等相结合转变，及时搬迁避让，极大减少了灾害的影响。
这种将单纯的工程治理向全方位、多手段措施延伸的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体系转变的理念，得到众多四川同行的认可，但正是这样一套在香港等地行之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在我省地震灾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郑勇将其定位为完善的“专业”防灾体系，它的有效运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既包括先进的防灾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对灾害隐患点的数量有要求。
震后，我省地质灾害专业防治和监控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不仅体现在不少地方都新组建了专业的地质灾害防治队伍，引进了无人驾驶飞机监控装置、远程地质灾害监控装置等先进设备，还体现在我省地质灾害防治专业体系正在向“灾害风险管理”接轨，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与省气象局等部门定期会商，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为应对灾害的决策提供依据；国土部门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针对每一个隐患点制定防灾预案，让受威胁群众在临灾转移时有序可控……
尽管“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本身成熟、有效，但基于震后地质灾害数量隐患点过于庞大的现实，大量的隐患点很难进入专业的管理体系。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从全省范围来看，配备有专业队伍和专业仪器进行监测的隐患点所占比例非常有限，远程监控系统很难覆盖偏远的山区，无人驾驶飞机飞行的频率更是有限。
不能对所有应该管理的风险进行管理，是这套管理经验的致命弱点。在四川的具体实践中，这套风险管理的理念被保留，但管理的半径被扩大，专业防灾体系之外的更多非专业力量进入这个防灾体系中。
具体而言：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国土部门认为是高效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坚实保障，全民参与让每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加上交通、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的力量，构成了防灾的合力。
专业体系半径扩大的过程，正是专业防灾体系向全民防灾体系转化的过程，也是对灾害重新认识和对内部防灾潜力进行挖掘以及整合利用的过程。
新的防灾体系立刻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人都是监测者”织就一张更为密集的网络，使专业防控力量少、隐患点太多的难题迎刃而解。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这个似乎理想的全民防灾模型却不得不回答几个棘手的问题：谁是这个庞大体系的运行主体？靠什么力量才能保证它真正有效运转？专业体系如何与全民体系有效对接？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在国际上并无经验可循，以至于在数次国际研讨会上，当来自中国四川的地质专家试图提出 “群测群防”这个关键概念时，很难在英文中找到一个匹配的单词。
省政府分管领导对这个体系有一个简单、清晰的勾画：防灾的要害是避灾，避灾的要害是预警，基层的干部群众是避灾的主体，各级国土部门首要职责是及时将地质灾害的预报信息传达给基层群众，各级党委政府在接到预警信息后要按照预案果断采取措施，组织群众转移避让。
从运转的动力看，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宋光齐认为，主要靠责任机制和信息机制。信息机制保证了各种信息在省、市、县、乡、村、社六级防灾体系中有效流动，这是责任机制的基础；责任机制则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责任落实到人，层层分解，层层问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步骤要环环相扣，打出流畅的配合。
从2008年的29起，到2009年的37起，再到今年以来的124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四川独创的防灾体系在实践中遭遇极严苛的检验，同时也得到极大的完善，其标志性特点——政府主导，部门配合，进而带来全民参与，专业力量与民间力量有效组合，也在这一过程中愈加凸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专业”和 “民间”找到了平衡点。在这个土生土长的体系中，专业防治和全民参与并行不悖，互为补充。达州市宣汉县清溪镇白鹤村56岁的农民符必寿学会了涂油漆、贴纸片、插桩等多种简易地质灾害监测方法，成都市青白江区人和乡南岳村村民张国良会熟练地背诵读小学的孙子教他的防灾顺口溜……随着防灾意识的增强、防灾热情的高涨、防灾技能的提升，他们真正成为避灾的主体，原有的临危避险经验升级为预防避让，这也是近期几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这套四川独创的全民防灾体系有着自身的生长和修复机制，它在近期发生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得到了 “养料”。
不少地质专家已经意识到，近期发生的几次泥石流灾害暴露的一些新特点，对专业防控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提出了新的要求，专业防治技术和监控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就全民防灾体系本身而言，专家建议应该进一步细化，全民防灾体系要整体向“专业”迈进。
群测群防机制：“人人都是监测员”是实施关键
□在巨大的防灾网络中，群众是最小最基础的“节点”，是这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应急机制一旦启动，他们成为体系运转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通过发放“地质灾害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宣传册等手段，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群众的培训实现100%全覆盖
2010年8月18日-23日，又是两场区域性强降雨。
国道108线路基沉降5米，威远县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简阳市丹景乡张家沟村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各地险情频现。但灾害所到之处，受到威胁的群众全部实现提前安全转移。
把所有的工作要求落到操作层面，是防灾工作的基础和关键，也是下一步防灾工作的根本措施。两年来，省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反复强调“要把所有的工作要求落到操作层面”，落实到县、乡、村、组的干部群众，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位村民，落实到建设工地的管理者、施工人员和普通工人。
“早在汛期来临前，我们就做好了准备。”绵阳市安县高川乡党委书记李勇说。
高川乡地处龙门山脉地震断裂带，有大小地质灾害隐患点88处。今年4月24日，高川乡就对汛期避险作了专项部署。5月，高川乡举行防灾避险应急预案模拟演练。8月12日，暴雨侵袭前，高川乡一次性成功组织转移756户2583人。
“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全民总动员”的群防群测机制不断升级，灾区群众识灾避灾的意识和能力持续提升。
“只要连下两天大雨，就要组织转移。”从2008年5月算起，都江堰市虹口乡红色村村民、塔子坪滑坡监测责任人袁茂伦已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防灾避灾培训。这位自称“倒回去两年还没有防灾意识”的农民，现在管理着村上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并负责对监测员反馈的信息作出判断和上报。
像袁茂伦一样，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很多村干部都是灾害监测员。他们随时随地观察水文水情，观察灾害点的细微变化，知道如何快速有效地组织群众避险。
8月11日晚上11时多，正在值班的九寨沟县玉瓦乡监测员泽里多吉看到沟渠突然断流，立即联想起平时乡上组织的地质灾害培训课上关于泥石流的内容，在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接到预警的玉瓦乡玉瓦寨村的300多名村民，在4分钟内紧急转移到高处。不到5分钟，泥石流奔涌而下。
提高监测员发现灾情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对实现“早报”十分关键。震后两年来，我省从提高地质灾害监测员队伍素质入手，使灾情预报时间不断前移。
“以前选监测员，很多乡镇和村都是随便拉出一个人来应付了事。现在，他们不仅会专门选人进行培训，对于一些重要隐患点，还按要求配备专职监测员。”成都市地质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张志明说，成都市已建起一个群防群测网络，监测站可以随时与监测员直接联系。
对监测员的要求也提高了。“一要有责任心，因为汛期必须24小时巡查；二要年轻，发现险情跑得快，接收能力也比较强。”这成了两条不成文的选拔标准，由此，很多年轻村干部主动担负起监测责任。
灾情预警，越早越主动，责任心是关键。如何更好激发基层干部和监测员的责任心？从省到市（州）到县，纷纷创新机制。
激励机制在探索中建立。很多地方对兼职监测员给予经费补贴并纳入财政预算。在成都，汛期的专职监测员还能按月领工资。
省委组织部提出干部任用新 “导向”：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抗洪救灾中的现实表现，作为干部考察、奖惩的重要依据。对领导有力、指挥得当，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的班子要予以充分肯定和表扬；对领导不力、指挥失当的要给予批评和调整。
与此同时，责任追究制度逐步完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一下雨，干部就上岗，一下雨，干部就不睡觉”，成为震后各级基层干部的常态。
考虑到农村老弱病残群众在灾情来临时撤离速度慢，国土、水利部门对监测员的定期培训增加了新内容。“以前重点是培训识别临灾征兆，现在，根据当地降雨量的实际情况，监测员可以下达提前撤离的指令。”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郑勇说。
高度警惕，科学防灾，仅有干部和监测员发挥作用是不够的。在巨大的防灾网络中，群众是最小最基础的“节点”，是这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应急机制一旦启动，他们成为体系运转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如何做到“人人都是监测员”？
在2008年汛期来临之前，以地质灾害防治知识为主要内容的 “万村培训行动”升级了。
原来，省国土资源厅是以县为单位开展培训，培训人数相对有限。地震后，培训专家的触角不断向下延伸，从乡、镇直抵村一级，并直接选择有隐患的安置点进行培训。
通过发放“地质灾害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宣传册，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群众的培训实现100%全覆盖。汶川县银杏乡东界村村民王富贵手里就有一份“地质灾害明白卡”，上面不仅有详细的避险基本知识，还有监测员、村委会主任、卫生院的联系电话以及逃生路线、临时安置点。
两年来，地质灾害监测装备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更新。政府出钱购买锣、鼓、扩音器、哨子、对讲机、雨衣、雨鞋、手电筒等，配备到村。
今年4月，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为期一个月、旨在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家喻户晓的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各县、乡、村开始专门组织群众实战演习，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开展多次演练。
崇州鸡冠山乡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多发乡，全乡设计了两条转移线路。乡党委书记王志伟说，撤离线路已提前告知村民，“一旦险情发生，应急预案可确保全乡群众半小时内全部转移至安全地方”。
“现在夜里一下雨，我就会起床，看着雨的变化。”青川县孔溪乡遥林村村民刘洪兵住在村里设在老屋基的集中居住点。自从老屋基地震后被查出有地质灾害隐患后，不少村民都知道在雨量加大时要提高警觉度，左邻右舍之间也相互提醒照应。
今年7月起，针对不同寻常的汛情雨情，省政府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进一步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的知识宣传，地质灾害发生情况通报和成功避险案例分析等内容频繁见诸各类媒体。
8月13日，暴雨引发都江堰市龙池镇突发泥石流，通信完全中断。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技术人员紧急赶到现场，看到了两个“预料之外”：暴发泥石流的灾害点超出原来掌握的范围，但所有在场群众已全部转移到相对安全地带。“这说明我们的培训已经产生积极效果，村民的自救行动为后续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张志明说。
防灾避灾，任重道远。经历2010年这个前所未有的汛期，各地党委、政府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反思教训。
8月20日，简阳市丹景乡张家沟村山体发生“蠕动”滑坡。由于没有扩音器，丹景乡和所辖村的30多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要求紧急转移。约4个小时，13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这给当地很大启示，群众不仅要有避险意识，还要熟知可行的避险方案，锣鼓、响哨、旗帜等传统方式应充实到避险中。
“重建任务再重都不怕，关键是要防止地质灾害再度重挫映秀，让老百姓不再受泥石流、洪水威胁。”映秀镇党委决定，今后在渔子溪河与岷江上游有堰塞体的地方建起预警预测系统，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保卫映秀，同时，修建永久性的避灾场所和紧急疏散通道，便于房屋位于低处的群众快速转移避让。
从一次次抗击灾难的斗争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防灾减灾机制的完善，还有从中锤炼出来的精神——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尊重科学。（本报记者 范英 胡敏 胡彦殊 陈婷）
责任编辑：
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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